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杜甫的笔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在张艺谋的镜头中,“来了就不想离开”。

    这是一座特殊的城市。经济总量,四川三分天下有其一;战略定位,国务院定为西南的“三中心两枢纽”。

    党的十六大,描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蓝图,也把一道考题留给这座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锁定何时?

    2010年——这是成都的答案,比全国的时间表提前10年,在全省做到“率先”。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答案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要把农民兄弟拉入工业文明，拉入现代化!”

    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成都在思考: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已经持续多年,这样的速度还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实际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沿着市中区、近中郊区、远郊三个圈层一路看去，递减的不只是城市化率，更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活跃度。即使是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新都、温江等近中郊区，城市化率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东部发达地区，成都的工业化、城市化滞后明显。几组数字凸现城乡间的失调：中心城区(及卫星城)与远郊区人口大致相当，前者的GDP却是后者的2.7倍；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镇，城镇居民的卫生费用是农民的3倍；农村中小学危房面积高达13.7万平方米；在许多乡镇，文化设施几乎为零……

    虽然历经改革开放20多年的稳步发展，成都农民收入仍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且差距在继续拉大:1985年,二者之比为1:2.06；2003年变成1:2.66。

    按照全面小康的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起码要达到6000元。2003年时,成都的这一指标是3655元。要在2010年达标,余下7年的年均增长不能低于9%,而2001年以来,实际增幅只有7%左右。在部分丘陵地区,靠天吃饭的窘境仍没有改变。遇到天灾人祸,部分农民甚至有返贫之虞。

    再说,全面小康还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农民居住质量等10多个指标。这些方面,成都的差距更大。

    城乡差别大,发展谈不上全面。二元结构不破,协调、可持续无从说起。

    思考对策,一个规律让决策者心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左右,正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机遇期。2003年的成都,正站在这样的关口。

    站在这样的关口,同时进入决策者视野的还有两个“不是”。其一,城市化不是“造城风”,离开就业、社保等多方支撑,即使建起城镇,农民未必愿来,来了也留不住,更遑论要致富。其二,城市化不是“占地风”。摊大饼式地滥占耕地,于城无益,于乡有害。

    在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平台上,在“三个转变”的进程中,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削减城乡落差?

    “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对全市干部说:“我们要把农民兄弟拉入工业文明,拉入现代化!”

    2004年2月10日,成都市委、市政府作出一项事关成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

    农民成为市民,改变的不仅是自身的身份和命运,还有长期以来壁垒森严的城乡分割

    最先领令探路的,是双流、郫县等5区县。时间是2003年3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为什么效果不佳?”成都市的决策者在反思。

    采访中,他们提到一组数字:1991年以来,仅双流县华阳镇就有21104名农民失去土地,在整个成都,这样的失地农民有38万。虽然征地给了补偿,但标准低,仅仅给钱就了事。“没有土地,他们有可能成为边缘人……”

    城市漂亮了,工业发展了,为什么对农民取大于予的思维惯性还没完?“把‘三农’真正作为全局的重中之重,这点再也不能含糊了”。

    另一个不能含糊的是思路。就农村说农村,就农业说农业——老路走不通。

    广度不够:局限于财政花钱,失地农民安置、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仍然充满歧视色彩。

    力度不够:停留在补贴农业的初始阶段,没有上升到农技推广、市场信息、环境保护等公益性服务的层次。深度不够:转移农民,更多着眼于让他们服务城市,却没有好好考虑他们怎样融入城市。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走统筹发展之路。

    试点当年,双流新建水、电、气等配套齐全的农民小区66个,其中公寓式小区10个。以前农民自己建房,100亩地只能容纳700多人,现在建小区,100亩地能安居3000多人。通过这种集中,还为工业园区发展用地腾出空间。园区年内引进项目400多个,到位资金近30亿元,城乡间人流、物流、信息流空前活跃起来。

    是年,数万双流农民搬进城镇。

    农民成为市民,改变的不仅是自身的身份和命运,还有长期以来壁垒森严的城乡分割。

    类似试点,解了疑虑,鼓了信心。

    制度层面上,要破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体制和政策壁垒,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公共财政合理分配制度。

    生产力层面上,通过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后劲。

    推进城乡一体化,在成都已远非一般性的农业工作、农村工作,而是事关成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不仅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是政策措施的调整;不仅是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也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进。

    全市范围的城乡一体化,迈出第一步:2004年3月开始,成都38万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保。为此,市区县两级财政今后10年内要支出37亿元。

    18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文件次第出台,涉及就业、医疗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支持和反哺的力度都是空前的。2004年,全市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57.8亿元,比2003年增长66%,带动112亿元民间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加417元,增幅达11.4%,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3.6个百分点。

    统筹城乡的蓝图,一点点变得清晰可感:到2007年,成都城市化率要从现在的36%增长到42%以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

    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已经开始!

破壁

    城乡一体化,在破旧立新中酝酿着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破与立——一年多实践,成都围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城乡规划、建设、劳动就业、社保、产业发展、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新体制逐渐清晰起来。

    锦江区三圣乡幸福梅林,曾是城乡之间破旧、混乱的灰色过渡带,村里甚至没有一条水泥路。去年10月,锦江区为该村改善基础设施后,幸福梅林的村民才真正开始幸福起来。

    3月21日,农家乐“一剪梅”主人黄秀清给记者“诉苦”:“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0点,太累了。”她脸上却透着高兴劲,“现在虽然累,但心里舒服。”预计今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00元提高到6000元。

    即使在富庶的平原、城市近郊区的幸福梅林,城乡之间过去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也相差甚大。

    原因,在于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时受制于旧思维的惯性——城乡分而治之。

    治本之道,在于首先把城乡作通盘考虑,将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成都市规划局总规划师张樵直言,过去的规划局只能算“半个”:“成都各区(市)县的城镇总体规划均各自为政,且主要针对城区。农村哪里谈得上规划。”

    作为政府指导、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一张规划图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充当“先行官”。

    2004年,成都抓住城市修编的时机,将规划蓝图从598平方公里中心城区,放大到全市12390平方公里范围;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许多以前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文明与实惠沿着这张图延伸至乡村。

    今年3月25日,成都启动规划管理体制变革:设置市规划执法监督局,由市政府向各区(市)县派驻城乡规划监督专员,组建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这标志着终止“拍脑袋”决策、随意性规划,一体化有了强大制度保障。

    今日的幸福梅林是成都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的缩影。空间资源一体化配置、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产业一体化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4个方面,展示着城乡一体化的重点、亮点。

    ——城镇空间格局“一心多极多轴”:形成环绕中心城区的4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45个区域中心镇相互呼应的城镇体系。幸福梅林被框进“一心”的辐射范畴。

    ——由区乡两级政府与社会资金介入,按城市建设标准完善幸福梅林基础设施。

    ——幸福梅林常年种有腊梅600余亩,且紧靠我省最大的鲜切花交易中心,被定位为深度挖掘梅花经济、文化价值,发展休闲产业,吸引城市游客。

    ——幸福梅林新建3个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生活污水,保持自然洁净的生态环境。

    2003年下半年,全国上下清理整顿开发区的过程中,成都明确提出“工业向园区集中”策略。不到一年,全市116个各类工业园区被调整归并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

    新津人以一套“三分政策”较好处理了招商引资主体与园区的利益关系:对落户园区的项目,实行引荐乡镇与园区按8:2的比例分配招商引资任务数、项目税收、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

    “工业向园区集中”,绝不是招商引资的一个战术问题,而是这样一种关乎全局的良性循环:产业聚集带来人气聚集,人们的消费需求吸引商业、房地产业逐利而来,园区周边土地升值,政府通过土地拍卖换取资金,投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

    工业集中发展,更大的效益在于推动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

    成都市农村人口658万,人均耕地0.83亩。如果农民不离土,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实现,“种金子都难致富!”

    靠种地,一亩地只能养活1—2个农民;靠工业生产,一亩地可以解决7人左右就业——这笔账,算清了道理: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能吸纳大量农民就业、实现农民身份转变;同时,农民进入二、三产业后,收入可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与社会收入实现同步增长。推进城乡一体化,得揪住产业发展“牛鼻子”不放!

    还有一个困惑:工业企业都向少量园区集中,其他小城镇要发展,缺少工业这台“发动机”怎么办?

    大邑县韩场镇的“小蘑菇、大产业”模式给人启示。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担当“发动机”——该镇规模发展蘑菇种植,吸引了兰田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投资,通过规模经营,带动农民增收。

    一年多来,成都三次产业联动的效果日益凸显。2004年,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达169.9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4%。

    2004年3月,成都出了个全国首创:《成都市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和《成都市已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的施行,将1991年以来产生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保。把新征地农民和已征地农民的社保方案相结合,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