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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余光中面对面

www.sc.xinhuanet.com   2004-02-27 13:08:09
 
    早在余光中第一次回到故乡福建,有关方面希望我主持一场讨论时,我就产生一种欣逢盛会的感觉。临行,女儿嘱咐我,把《余光中文集》带上请他签名留念。

  赶到会场,远远看到余先生坐在前排拿着笔在记录。所有的发言都是对余先生的赞扬。一位研究台湾香港文学的专家,把余先生封为“两岸文学的单打冠军”。底下有点哗然。接着上来的几个发言者,水准不同,但多少有面谀之嫌。南帆来得比较晚,他后来对我说,大部分发言者,说话都无趣,够不上和余光中对话的水准。要不是等着听你的发言,我就溜之大吉了。

  我觉得,一味赞扬是情感疏远,不敢真诚的表现。

  下午轮到我做讲评人,不能不发难了。我说:本来学术讨论会,就是因为有不同意见,大家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如果都只听同样的意见,就太不值得了。在西方学术会议上,讲评人的任务就是向做报告的人提出挑战和质疑。研究是一种对话,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跪着读书,而应该站着对话。我不赞成我的朋友把他奉为中国文坛的“单打冠军”。球类冠军是排它的,何况又不是梁山泊排座次。其实,我们有些赞扬,也并不一定很到位,例如对于他的“乡愁”主题,更多的认为是文化的乡愁。台湾文学研究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满足于礼节性的歌颂只能是学术队伍不成熟的表现。这时,我注意到,台下的听者都竖起了耳朵。

  我想说一点余光中先生诗歌和散文的局限,但是,有点犹豫。想到的是女儿的嘱咐,要请余先生题字。说得太重了,会弄僵氛围,自己也不好意思。但是,这种念头只是一刹那。我的嘴巴,没有听指挥,按着话语的逻辑不由自主地演绎下去:

  刚才一位很有见解的先生讲到先生的《白玉苦瓜》的好处之一,是活用了汉语文字的特异潜能,以读古代回文诗的方法,把它一句一句倒过来念。还拿它与戴望舒的一首诗相比。戴诗的第一节的大意是:说是辽远的海的忧愁,说是寂寞的秋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第二节是: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说是寂寞的秋的相思,说是辽远的海的忧愁。戴望舒的诗倒过来读,韵味不但不损失,反而增加了,而《白玉苦瓜》一倒过来,大部分意味就损失了。说到这里,我稍稍停顿,似乎在寻找词句,想想,能不能说得有分量,又不失礼貌。似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就接着说下去:其实余先生这首诗,也不是没有不足。主要是过分强调意象的密度。每行都有大量同类的意象,浓得化不开,情绪缺乏节奏,读来吃力,反而把主导思绪窒息了。

  听众一个个都来了神,连刚才还在交头接耳的人都把下巴从报纸里露出来了。

  我还想说,余光中之所以不能成为一个更大的作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对于哲学缺乏关注,他对于世界人生没有一套自己的形而上的思考,如果说,他是一个大师,我觉得很有点为难。但是,我突然觉得怯懦起来,话已经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后来,我想到,虽然近在咫尺,疏离感使我不敢真诚,也不敢直面平等。

  余光中在答辞中,幽默而又豁达。首先讲到与会的老诗人蔡其矫,说他“老得很漂亮”,马上引发了掌声。后来说,本来,我是等待着诸位的解剖的,但是,就是孙先生的解剖刀,举了起来,也只是虚晃一刀。会场上响起了掌声。我也笑了,这是一种感动的笑。随即引发了一个念头,把没有说出来的话和他细谈,但是,他却像明星一样被簇拥走了。

  虽然《余光中选集》上有他工整的签名,但是,热情的礼节却妨碍人交流。

  晚上,东南电视台策划了一个余光中诗歌散文的朗诵会,我算是嘉宾之一。在我之前是余先生和他的夫人对话,余先生的幽默和亲情,博得满堂喝彩声。我在后台,真有点紧张。很怕自己水准不够,把欢乐的氛围破坏了。轮到我的时候,编导的设计是,以余先生的《四个假想敌》为题。文章写的是,余先生的四个女儿长大了,少不得有些追求者,余先生以他所擅长的自我调侃,写自己担忧这些小伙子偷偷袭来,把女儿永远夺走。等到我上台的时候,主持人问我,余先生有四个假想敌,你只有一个女儿,这种忧虑是不是会少一点儿。我说,这个要保密。主持人问为什么。我说,余先生用的是军事术语,军事上是要严加保密的。主持人问,哪些是要保密的呢?我说,主要是数量问题。底下大笑,鼓掌,我说,从一个排到一个连队,都有可能。底下又鼓掌,大笑。余先生含蓄地笑了。主持人问余先生,那你的假想敌后来怎样了呢?他说:后来,就是一家人了。主持人问,他们和你关系怎样呢?有了冲突怎么办呢?余先生从容地说:那也不用我直接处置,自有人会来收拾他们。一个“收拾”,把底下逗笑了。他接着说:以后假想敌在数量上有什么变化,不管是四个还是十四个,我都不去管它了。

  我感到余先生是在接着我的数量保密的话头了。我突然感到一种心灵的舒畅,虽然,在会上,我和余先生并没有达到真诚的沟通,但是,在这里,幽默话语却使我共享心有灵犀了。

  主持人又问我,女儿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烦恼呢?我说,我的烦恼,不来自假想敌,而来自女儿本身,主要是她老是瞧不起我,说我不够漂亮。又埋怨她妈妈,说,如果当年更加严格筛选的话,她现在的相貌就要翻上一个档次。底下又掌声大作。我注意到余先生的笑容更加“明亮”了。

  主持人又问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自己神采飞扬起来,说,我承认女儿比我漂亮,但是,她的脸蛋,是我的克隆,有朝一日,假想敌变成一家人,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女儿侵犯了我的肖像权。至于索赔多少,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

  余先生又笑了,并不是大笑,而是一种智力和趣味水平相距不远的人之间会心的笑。在这种笑容里,我们心灵的距离缩短了。

  什么时候和他倾心交谈,似乎一下子变得有点不重要了。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龚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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