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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听证制度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然而读完媒体关于杜甫草堂和武侯祠博物馆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的报道,我的感觉却很纳闷。
据报道,有26位代表与会的这个听证会,“现场涨声一片”,“听证通过”,“全票通过支持门票涨价”云云。据说对原本30元的门票涨到50元、60元或70元三个方案,25个听证代表赞成涨到60元,还有一位嫌涨的不够要求涨到70元!这是什么价格听证会?完全是这两个单位研究门票怎么涨、涨多少的一个内部会议。这听证会简直就像是在做秀。
公共选择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者。因此,在价格问题上,经营者和消费者是天然对立面,价格听证应当是不同利益对立体的博弈。出于各自的利益权衡和理性行为,前者希望提价,后者希望降价。正因为如此,国内已有报道的多次价格听证会,诸如2002年6月24日重庆路桥年票制听证会,2003年7月15日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等等,无一不是两种不同利益体对立观点交锋。尤其是重庆路桥年票制听证会上,在4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共有21位代表发了言,仅有经营者路桥公司在内的3位代表赞成年票制方案。
而在成都的这个听证会,竟然“现场涨声一片”,26位代表“全票通过支持门票涨价”。
我想知道,“全票通过支持门票涨价”的26位与会代表中,是否包括杜甫草堂和武侯祠博物馆的代表?他们占了多大的百分比?他们支持涨价,我想这在情理之中也无可厚非。但其他“来自社会各界”的、本应是成都市民或消费者利益群体的代表,竟然也对涨价毫无异议,竟然没有一点不同声音。这岂非咄咄怪事?好像是狼对羊说我要吃你而羊对狼说请你吃吧一样的效果。因此我很怀疑参加听证会代表的“代表性”,质疑这个听证会的结果、程序的公开公正。
我并不认为“来自社会各界”代表成为了“权力寻租”的参与者。但是我很怀疑他们在参加这个听证会时,与提出涨价要求的部门及其代表在信息的掌握程度上是否对称。信息不对称,涨价的主张者提出的每一个理由都会非常的充足,显得非常的有说服力;“来自社会各界”代表也就很难对申请人所提出的论据材料,进行实质性的反驳和对抗。由此而言,这些“来自社会各界”代表其实仅仅是单个的、独立的、孤立的消费者,只能代表自己。因为作为记者旁听了听证会的一位同事就告诉我,她不同意涨价申请者提出的理由。
我还想知道,听证方案的制订者和组织者,是否真想从听证会上听到或者吸收到任何有益的方案。否则一切都是预定好了,一切都是不可能改变,一切都只是为了听证而听证,形式仅仅是为了服从于形式。这样做秀给我们看的听证会,还是不搞为好。
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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