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有三种情况，性、爱情、婚姻
记者：您的两性观是什么？
周国平：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８０年代的时候，我在这个问题上从理论上是非常开放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性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本身是很健康的东西。它自由地得到满足是完全不应该受到谴责的，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谈到两性观的时候，两性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性，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婚姻，有这三样东西，但是它们是很不一样的。
从性来说，我觉得性本身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是一个健康的东西，是无可谴责的，但是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它就追求快乐没有别的目标。
但是从爱情来说，它就跟性不一样了，它不光是要快乐，而且它是追求一种理想的原则，爱情是一种很梦幻和很诗意的东西，一定要诗意，它是很理想化的。
婚姻是很现实的东西，遵循现实的原则。
我们往往是想在婚姻里面把三者统一起来，性、爱情和婚姻三方面都得到满足，快乐、理想、现实各方面都能得到满足，但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当时提倡一个理论是婚姻应该是宽松的。
关于这个我还写过一些文章，提倡宽松的婚姻。为什么提倡？我就是想在婚姻里面把这三个东西统一起来。如果是特别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婚姻，密不透风的婚姻，围城一样的婚姻的话，那对爱情是一种损害。
因为一个人结了婚以后，还有可能对别的异性产生好感，甚至也有发展成爱情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实的婚姻不应该扼杀这样的可能性，他可能有更好的爱情，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提倡宽松的婚姻，它给爱情和性是留有余地的，一方面两个人相爱结婚了，但是另一方面两个人都有自由，我原来想那样的模式，那样才是符合人性的。这种理论我后来发现，不管谁去实行它都是会失败的。
只要搞自由开放的婚姻实验，必定失败
记者：你在书里面也坦承这个理论或者叫实验是失败的？
周国平：是的。理论上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一种说法，但是实践中为什么往往都会失败？因为我发现，不光是我自己，很多朋友，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当时都比较前卫，都认为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不是分手告终的，基本上婚姻都破裂了，只要你搞自由开放的婚姻实验必定失败。这个没有办法，人一方面希望自由，另一方面人的嫉妒心是很强的，还是不愿意自己所爱的人有所谓的背叛自己的出格的行为。你自己在理论上劝说自己，实际上这种心理还是留下了阴影，时间一长，这种东西积累起来最后还是会爆发的。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宽松的婚姻是错的、性与爱情的自由是错的，理论上还是成立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现在这种东西和婚姻实际上很难共处，这里面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更想要婚姻，更想要一种稳定的结合，就应该约束自己，你的代价就是你不要再自由了。
如果说你想要性爱自由的话，你就不要婚姻，干脆别结婚了，你更看重哪个价值。两个价值都是正面的价值，用一面否定另一面，你要哪一个，你选择了一个，不得不放弃另一个。
记者：现在有人说两性间“性太多，爱太少”了，这是不是社会的一种倒退？
周国平：从总体情况来说，我不认为是倒退，因为现在社会有这么一个特点：每走一步又是进步又是退步，这是两个方面都有。
从婚姻和爱情的问题上来说，进步在于人们对性、爱情、婚姻上所享受的自由更多了。我们回顾一下不太长时间以前，比如说２０年以前，那个时候如果说一个婚姻本身已经没有爱情的基础了，但是要把它解除是非常困难的，不光是有法律上的障碍，也有社会舆论的障碍，反正是很困难的。
但是现在来说，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它的解除要容易得多了。人们在婚姻中间对于爱情的要求更加高了，这一点是进步了。
另一方面现在确实有这个问题。自由里面应该有自律，但是现在的自律太差了，所以确实是性特别多，很容易。从性这个方面来说，人们对爱情的要求越来越少。从这方面来说是一种退步。
在社会中挣扎后放弃对心灵的要求，比较可悲
记者：有很多的网友提到感到生活压力太大了，渴求心灵的宁静，但总是做不到，怎么办？
周国平：我觉得对一个刚进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主要的任务还是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说在社会上立足，在这方面要花费主要的精力来做，如果在生存问题上失败了是很惨的，那时候所谓的精神生活就更没有一个依托了，可能会很潦倒很狼狈，还是要争取在社会上的成功。
但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又不光是在这种社会成功上，我想只要保持了内心上的这种渴求，你还得有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种信仰，也就是说还要有一种内心的生活，这种东西是慢慢的，条件越来越好以后，给它留出越来越多的空间。
但是一开始要记住不要放弃这个要求。有些人在社会中挣扎一段时间以后就完全放弃了对心灵的要求，这个比较可悲，只要你坚持，总能找到一个空间，但是这确实是比较难的。
记者：这种愿望对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好像容易实现一些吧，您有这种感觉吗？
周国平：其实我们另外的压力，不是市场经济的压力。
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在广西的一个小县城里面，那种压力其实也会使大部分人放弃精神上的追求。那时候人们的出路就是走仕途，想办法当官升上去，那样会费很多的工夫和心计的，那种东西也在排斥和毒化你的心灵生活。那时候很多人看不到出路了，满足于过很平庸的生活，根本没有精神上的追求，那种精神上的追求是毫无用处的，一点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反正你的生活就是注定的，就是这样的。
不要发现我的做法不像哲学家，就感到愤怒
记者：你是尼采的研究专家，能不能概括一下对尼采这个人的认识？
周国平：对尼采的认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他的人，一个是他的哲学。
从他的人来说，就是在哲学家里面，像他这样一个有真实的感情且有个性的人其实是不多的。他还是特别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学院里的书呆子，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所有的思考是为自己的人生寻求一种意义，为人类寻求一种意义，这是他思考的核心。
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区别于学院的哲学家，这是一点。
记者：愿不愿意别人称呼您为哲学家？您的信仰是什么？
周国平：其实怎么称呼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因为称呼我为哲学家，发现我有一些做法不像哲学家就感到很愤怒。我不愿意用任何一个称呼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道路。一个人还是真实地活着，真实地做你喜欢的事情。不要用一个框架来框住自己。
至于信仰的问题，我现在没有特别明确的信仰。实际上真正要说信仰，我觉得哲学本身是不能够给人提供信仰的，我的说法是哲学是在走向信仰的途中，还没有到达信仰，它可能永远在走向信仰，但是永远到达不了信仰，他永远在寻求一种价值观念，永远不能找到，永远不能在一种价值观念上停留下来，他总是在寻找。有一个人说的话特别好，哲学是为寻找信仰，而为没有信仰的人提供了一种有信仰的生活。他还没有得到信仰，因为哲学他过的生活是有信仰的生活，这是一种有追求的，比较高的在指导自己的生活。
有些知识精英想当救世主，他们的方案是不可行的
记者：现在寻找精神的归宿是越来越难了。现在面临浮躁的社会，您是如何修炼的？
周国平：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在这样浮躁的社会，我真的觉得修行靠个人，这个时代没有救世主，有些知识精英他们想当救世主，他们想提出救世的方案那是不可行的。这个时代是靠每个人自觉的时代，自己救自己。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应该善于和自己的外在生活拉开距离，不管你怎么忙，一个人总是有头脑的，总是有可以反思和思考的时间的，在这种时候你要和外部的生活拉开距离，只要拉开距离的话，总是有一种独处和自己宁静的时刻，总是会找到的，在那样的时候，你可以面对自己。
所谓的修炼实际上就是你能够经常面对自己，经常有一种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间，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做外部的事务或者和其他人在一起，尽可能把很多的时间献给自己，和自己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修炼的时候。
记者：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周国平：我现在有两个工作，做到一半了，一个是尼采方面的，我翻译了很多尼采的东西，没有出版。另外还有一个学术研究的选题没有做完，是关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接受的问题，写了一半，准备写完，这大概是我今年要做的工作。
因为爱而结合最后没有走到底，肯定是一种不幸
记者：你的书里面也提到了，你说自己十年一次婚姻，您觉得三次婚姻对您来说有什么影响？是幸还是不幸？
周国平：既是幸又不幸。
每一次面对婚姻的时候，你是愿意它长久的，否则你为什么要结婚？你还是希望长久的。尤其是因为爱情结婚了以后，完全想不到最后会破裂，根本想不到。愿意它长久，最后没有走到底肯定是一种不幸。 记者：请你谈谈你现在的女儿？
周国平：我的女儿很可爱的，她现在６岁，今年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她的性格有一点像我，也有像她妈妈的地方，比较活泼。她比较爱想事，朋友们说她比我更像哲学家。（笑）
记者：《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当年特别的轰动，您对两个女儿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周国平：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我面对她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都觉得她们是惟一的，也确实都是惟一的。我觉得一个人面对小生命的时候，这种感情是特别自然的，不可遏制的感觉，就是喜欢，没有别的办法的喜欢。
当然有一点不同，妞妞那个时候，我们很早就知道她有病了，很早就知道她活不长了，这种喜欢里面总是带有一种忧虑和恐惧。
记者：作为家长你是如何教育你的孩子的？
周国平：作为家长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和幸福的童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在幼儿园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班，有的孩子什么班都报，因为家长想让孩子有很多的技能，我就坚持一条，孩子只要不爱参加的就不让她参加，一点不给她施加压力，就让她轻松愉快。 家长衡量自己对教育是不是对头，就看一条，孩子学习是不是很轻松，他是不是过得很愉快。如果说他不愉快，不轻松，他学习的时候很难受，肯定是你的教育出了问题。信报记者 李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