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雨
    
    网络小说“成都三部曲”使成都很受伤，连一位“外乡人”也为之鸣不平。而媒体的介入，使此事变为了一个对成都文化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文学批评”的圈子。当然，如果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些作品确实未能做到“艺术的真实”，从而误导了读者（报道见本报昨日Ａ３版）。

    在文化已成为一种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时代，对一座城市的文化加以贬损，后果往往是十分严重的。“三部曲”更是具有“集束”效应，它的负面影响足以抵销一部正面的“形象片”。

    此事使人想起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闲话扬州”公案。１９３４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易君左的散文集《闲话扬州》。书中写了扬州风俗之陋：“扬州人的生活象征实在是散漫得很，没精打采的。从这种现象里，可以看出扬州人的性格至少是带有几分懒惰、浪漫、颓废的不景气 ”“扬州就好像一个中落的大世家，有些地方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越来越空虚。”结果这本小册子激起扬州人的同仇敌忾，商人、妇女、平民选出了扬州公众代表，向镇江地方法院以“丑化风土、侮辱人格”为由，对易君左提起诉讼。并将出版者中华书局列为第二被告。后来扬州人胜诉，易君左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８００元，交扬州方面用于公益事业，中华书局销毁《闲话扬州》版型，停止发行该书。

    此案余波很大，前后涉及到朱自清、周作人、曹聚仁、包天笑、钱歌川等著名学者、作家参与讨论，成为扬州地方史上的著名事件。

    我们在此引用一件历史公案，意在说明一个地方文化的尊严与此地公众的人格尊严是血肉相连的，决不容许亵渎和冒犯。当然，我们并不主张援引案例，也来起诉什么人。因为时代不同了，而且成都文化中本来就具有一种雍容大度，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损毁的。

    也许正是因为成都文化的博大，才使未能深入了解的人只能触及它的非本质的一些片断；也许正是因为成都文化的源远流长，才使有的人难以把握，只能见到水面上的漂浮物。更可能的是，导致这次对成都文化误读事件的根本因素，是某些生活圈子的局限性的表现。某些小小资、小小精英、小小康们本身的生活文化定位不准，“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把自己的文化生活当作了成都的主流文化生活。

    成都人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雍容博大的现代文化交汇处，正创造着和跨越式发展相适应的与时俱进的先进生活文化。要想真正体味这种新文化，任何作家都应做到“三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