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团人员：我们不是被市场淘汰，而是被体制抛弃          在以市场为导向改革的今天，没有市场的文化演出团体走向解体既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也是提高文化产业自身实力的内在要求。高县川剧团的诞生、发展和兴盛都是处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剧团不得不面对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竞争，他们同全国各地的传统剧团一样面临着各种新式文化消费形式的巨大冲击。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９年剧团解体，高县川剧团没有再演出过一场川剧。但剧团的演职员们却并不认为他们是被文化市场所淘汰，而是被体制所抛弃。     这是国家三级演员李光明的剧照。李团长介绍说，他长期患病，剧团解散之后，缺少组织关怀，也没有经济来源，经常向人借钱卖药，最后对生活极度失望于１９９７年跳河自杀。     这是演员张大云的剧照。李团长介绍说，２００１年下半年，他从剧团宿舍楼上跳楼自杀，死后连火化费都没有，是县公安局长与民政局联系，免费火化的。     李庆南：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艺，然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政治宣传任务整天上山下乡地演出，现在突然把我们这些大半辈子为党宣传事业鞠躬尽瘁的老艺人抛给市场，让我们与那些影视明星争夺文化演出市场，实在是免为其难。     根据当地《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高县川剧团”的介绍，１９５２年，高县文教部门牵头成立的“高县人民川剧团”，主要工作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演出。当时的方针是“既是政治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又作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一种内容”。成立以来，高县川剧团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坚持着“收入为辅、宣传为主”的方针。１９５８年到８０年代，高县川剧团除了文革期间，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农村演出，全县当时有６区３镇４４个乡，每年每个乡镇要演出２场左右，每个生产队至少每年有一场，即使是只有３０多个人小村庄，川剧团每年也要去进行演出。下乡演出，剧团还要自带医药箱、工具箱、理发工具、图书等，不论到哪里，演员们都要为当地群众治病、修理用具、理发等。     李庆南：１９９９年，高县县委以６０万元的价格把剧团有形资产——“剧场”卖掉，高县川剧团随之解散。具体的安置是，２５个退休职工，每人获得１．３万元的补偿；其他在职职工每人按一年工龄２７０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同时还要以每平方米１００元的价格扣除当年集资建房欠款。     以李庆南团长为例，２０年工龄共得补偿款５４００元，有４０平方米房子，又被扣了４０００多元钱，最后拿到手上仅剩下１０００多元钱。     严增秀：为了共产党的宣传事业，我们几乎奉献了一生，但现在一两千元钱政府就想将我们打发了。     李庆南：１９９２年之后，剧团状况很困难的时候，从没有一个领导到剧团来问寒问暖，商讨振兴之策，只是想着如何尽快将这个“包袱”丢了，而以前剧团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县上的领导却是常常不请自来。          文化体制改革不能把“包袱”一抛了之         李庆南：高县川剧团在成立之后的三四十年间曾演出过《杨八姐智取金刀》《杨门女将》《木兰从军》《拉郎配》《天国春秋》等２００多个历史剧和《红岩》《刘胡兰》《红灯记》《沙家浜》《血泪仇》等８０多个现代剧，我们的演职员有着相当丰富表演经验和宣传经验，如果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将我们这些“包袱”一抛了之的话，从资源利用上来说也是一种浪费；而同时，农村文化市场相对空白，缺乏生气活波的文化产品。     严增秀：我们都很热爱川剧，我经常做梦都是在演出。但现在道具也没有了，场地也没有了，县上搞文化下乡，也从不会想起我们这些人。     胡光伟：文化体制改革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而不能“一刀切”，简单地把“包袱”一抛了之，后患无穷。这些都是有表演才华和有着丰富宣传经验的艺术人才，如果任由他们流落街头，容易被其他别有用心的组织利用和占领，进行反动宣传或是进行迷信、非法宗教活动。文化阵地的占领，必须是多种形式的，尤其是农村文化阵地的占领必须要靠当地的文化艺人和有乡土气息的文艺表演形式才有亲和力。     喻专文（高县县委副书记）：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将这些艺人用起来，既不倒退回“政府办文化”政事不分的阶段，又能利用好现有的文化资源。但是对于原高县川剧团的演职员面临的生活状况，县上会在政策范围内，尽量给予各种直接的帮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