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高校招生自主权并不大

    朱清时认为，招生名额分配须遵从教育部方案

    新京报：中科大在安徽的招生名额与外地招生名额分布有没有差距？

    朱清时（以下简称朱）：中科大每年招收1800个学生，其中大约300多在安徽招收，大概占六分之一。

    新京报：在安徽招生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个指标是怎么确定的？

    朱：其原因是安徽省的中学生对中科大又熟悉，出于提高生源质量的目的，我们自然愿意在安徽多招一些。

    新京报：在其他地方的招生名额通过什么标准确定的？

    朱：我们的招生名额分配，首先是遵从教育部的招生方案，各个学校根据这个方案再来安排自己的方案。各个学校总的招生人数是教育部确定的，而在各个省市招生多少也是基本由教育部批的。

    新京报：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朱：学校有一定自主权，但自主权不大。比如去年中科大计划在山东招60人，但发现报考学生的分数出现了很大的鸿沟。我们本来想减少10个招生指标，由于教育部和山东省不同意，我们还是得按原来的计划招生。

    专访之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

    内地省份招生应增大比例

    王生洪坦言，复旦在沪招生比例与当地投入有关

    新京报：复旦大学去年在全国招生比例是多少，其中上海招收名额有多少？

    王生洪（以下简称王）：复旦每年通过统一高考大概招收接近3000名本科生，六七年前，复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大概占到20%多，现在在上海的招生比例达到了40%.新京报：为什么在上海的比例如此之大？

    王：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在科技项目、产业项目，以及土地等方面都给了复旦极大的支持。

    新京报：您觉得现在的名额分配是否存在对内地省份学生不公平的现象？

    王：我觉得应该做些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多大为好，我还没有做具体的研究。总的来说，对内地省份的招生比例应该增大。

    新京报：您觉得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可以由教育部牵头，协调地方和高校，逐步、稳定的调整高校招生名额分配指标。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高校很难改变城乡录取差距

    纪宝成表示，学校不可能制定城市和农村的招生比例

    新京报：人大每年的录取指标由谁确定？

    纪宝成（以下简称纪）：学校在每个省的录取指标是由学校定的。

    新京报：每年的录取指标按照什么标准定？

    纪：按照每个省的考生人数、考生质量、生源情况等确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基数。如果扩大招生可能是每个省都增加一些指标。这个招生指标不可能影响农村与城市的学生比例。人大在北京招生的比例并不高，大概是17%.新京报：招生指标的存在，您觉得是否合理？

    纪：不存在合不合理的问题，因为造成原因不清楚。

    并不是学校有意不录取农村的学生，它有可能是两种原因，一种是考生自己不报，一种是考生成绩不行。农村的教育质量不是很好。

    新京报：会不会有学生因为招生人数太少而不报？

    纪：农村学生入学比例在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学校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它怎么造成的，是他们不报志愿，还是考生成绩差，究竟什么原因不太了解。

    新京报：怎么缩小这中间的差距呢？

    纪：农村考生录取得少，学校是被动的，学校也无能为力，因为录取考生是按成绩的。学校不可能制定某个省城市和农村的招生比例，这是计划经济的做法，有违教育公平的原则。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

    教育质量相等才可实现招生公平

    潘云鹤称，短期内实现需要中央与地方协调

    新京报：浙江大学的高考招生指标是如何在全国分配的？在本省招收的生源占多大比例？

    潘云鹤（以下简称潘）：浙江大学在浙江本省招生的比例偏大，一般每年招收超过3000人，其他各地区每年招生不到100人。

    新京报：浙江大学的高招指标是谁定的？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潘：浙江大学的这个指标原则上是由浙江大学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省里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就是现在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每年已经接近70%了，省里还不满意，还在给我们施加压力，希望把这个比例再提高一些。

    新京报：您认为目前这种状况合理吗？

    潘：浙江大学在浙江多招一些学生还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说不合理。浙江省给了浙大很多经费、土地，帮助浙大建到这个规模，浙大为浙江省多培育一些学生也是应该的。

    新京报：那您觉得这种状况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潘：我认为国家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招生应该与研究生招生是一样的，全国统一分数线，这样就比较好办；另外的一种方式是让各所大学自主招生，大家就不用再进行比较了。但是这样改了之后对北京、上海明显是不利的，而且对宁夏、青海等教育欠发达的西北地区也很不利，我们目前的招生政策最照顾的应该是他们，他们目前的考分是很低的，如果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他们的考生肯定一个也考不上了。

    所以，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善这种状况，实现招生公平，要使全国的教育质量统一在一个水平上。至于高考招生指标分配要全国平均，短期的实现可能需要中央到省里来协调了。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

    通过人才流动改善教育不均衡

    唐晓青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引导毕业生流向西部

    新京报：最近有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重点高校在农村地区招录的考生比例下降。

    唐晓青（以下简称唐）：这个和各个学校的招生重点有关。比如我们学校是希望为国家航空工业提供更多的人才，可能在航空工业聚集的城市会扩大招生。

    新京报：这个局面会改变吗？

    唐：现在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学校想法，都是在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增加招生人数。尽管过去基数很小，但是现在都是陆陆续续增加。

    新京报：过去西部地区招生基数很小，通过逐年增加比例的方式会不会难以改变这个招生布局？

    唐：过去西部一些省区可能只招几个，现在变成招十几个、几十个，肯定是难以改变的。每个学校肯定有几个招生数量比较少的区域，我想这种状况社会应该是能理解的。

    新京报：这样会否导致教育不公平呢？

    唐：这个倒不会。因为国家制定整体规模时，我相信它已经考虑到区域差异。

    新京报：目前的现状是，优质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果通过西部院校自己发展会不会难以达到资源平衡的效果？

    唐：我们对西部地区都是有倾斜政策的，在那里的招生分数可能比其他地区低一点。近期西部可能对人才的需求量会更多，但不见得必须是西部出来的人才流回西部。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指可以通过人才流动来改变这个局面吗？

    唐：我们希望国家能出台人才政策，引导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流向西部，流向国家真正需要的地区、行业和部门。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

    高校布局不合理导致招生不公平

    顾海良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需重新合理配置

    新京报：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论教育公平，你如何理解？

    顾海良（以下简称顾）：现在讨论的教育公平是建立在四大不公平的前提上的，包括考试制度不合理、社会经济实际差距、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国民教育体系未建立。在这种前提上谈公平是找不到出路的。

    新京报：武大的招生指标是怎样的？

    顾：武大每年招生7千人，有一半是湖北人。

    新京报：这样合理吗？

    顾：这是因为我们落在湖北省。这就是我说的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不能在不合理的前提上谈公平，我们只能重建一个合理的高等院校布局。

    新京报：部属高校在招生时要给当地倾斜政策吗？

    顾：我落在湖北，肯定要用一半的指标招收本地学生，满足本地的需要。

    新京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改变农村和城市地区考生入学比例不一样的局面？

    顾：只有经济发展，如农村经济水平提高，国家财政投入加大，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合理，才能改变现在大家看到的表面的不公平。

    专访之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统一分数线很难操作

    侯自新认为，用指标衡量招生公平问题不可行

    新京报：南开大学每年招多少天津学生？

    侯自新（以下简称侯）：南开每年的招生中大概接近1/4是天津的考生。

    新京报：这种高考招生指标是由南开大学来制定吗？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侯：重点高校的高考招生指标是由教育部宏观指导的，另外与当地政府也有一个沟通，南开大学每年都会根据天津市发展的需要做一个调整，也会根据考生报名的情况，我们要维持考生一定的水平。

    新京报：您觉得这种高考指标分配的状况合理吗？

    侯：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分配框架，我们要尊重它，很难来评判它的绝对合理。但从整个大视野来看，确实有这个问题。

    新京报：您觉得这种状况在未来有望得到改善吗？

    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要完全推翻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全国一个分数线来招生可能会避免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难操作的，全国的教学质量和考题都是不一样的，非要拿一个指标来衡量招生公平问题，这是不可行的。 （记者 赖颢宁 谢炜 廖卫华 王冰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