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商务周刊》杂志和零点公司等联合推出了“中国宜居城市排行榜”，宣告上海、大连、北京等为中国十大“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并同时宣布，“在公众看来，‘交通的方便性’、‘城市是否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等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适合生活的最重要指标”（见3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不过，在我看来，单纯根据这套指标评选出来的，恐怕仅仅是神仙“宜居”的蓬莱仙阁，而并非升斗小民其乐融融的“宜居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非常巧合的是，同一天的同一家报纸，还刊登了美兰德信息公司就“公众最关心的话题”对北京、沈阳等13个城市的5013名居民进行调查的结果，位居前三位的指标却分别是“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改革”和“物价”。而在“宜居城市”的调查中排名第一的“交通”，在美兰德信息公司的调查中却瞠乎其后，仅排在第九位。两项调查的差距如此之大，哪一项更接近“城市公众”的真实感觉呢？

    实际上，我没有怀疑任何一家调查公司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当然也不怀疑它们各自所依据的数据的真实性，但问题的关键也正在这里：截然相反的调查结果意味着“城市公众”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同阶层的“公众”对什么样的城市才最“宜居”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对“宜居城市”这个闪亮登场的新锐概念来说，更准确的提法恐怕应该是“谁的宜居城市”：“神仙”的还是“升斗小民”的？富人的还是穷人的？

    提出这样一个质疑，并不是无的放矢或者恶意挑刺。国内外不少城市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当一个地方开始变得“宜居”起来的时候，那里的地价也就开始上升，穷人也就感到了“不宜居”，逐渐开始流出，富人逐渐开始流入，出现所谓“同质化人群的群居效应”。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对立，“富人区”越来越繁荣而“穷人区”越来越衰败———这样一个结果可能不是我们建设“宜居城市”的本意吧？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定义，“和谐”都应该是“宜居城市”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

    亚里士多德曾给城市下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人们为了生活来到这个城市，为了更好地生活而居留于这个城市”。在我看来，“宜居”的前提首先是“能居”，连“居”都不能还谈什么“宜居”不“宜居”呢？因此，“宜居城市”的标准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仅仅迁就富裕阶层的“偏好”，“宜居城市”的建设过程不应该是一个穷人迁出富人迁入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城市建设决策者在着手规划“宜居城市”时所必须未雨绸缪的。（沐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