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能不能具体谈谈你“对体制的不适应”？

    陈丹青：此前，我已经在2000—2004年的述职报告中提到，2000年我到任不久，学院就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这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2001年3月间成立了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我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其实心里是很惭愧的。

    第四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一开始是定在“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后来又改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当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的招生经验。在24位各地考生中，5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经研究生院领导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5位学生。

    后来，这5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而设的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22名考生，正式录取2名博士生、访问学者2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8人，无一通过政治和英语考试。

    我认为，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这就不多说了。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光有形式，又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看看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20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3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19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18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19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艺术学院充满教条”

    《周末》：有报道说，作为博导的你也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陈丹青：我觉得自己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27年前，当我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我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了考场。

    我在述职报告的附件中提到，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周末》：你认为具备什么资格才能拿到美术学博士学位？

    陈丹青：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我自己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我表示非常理解，因为我理解中国的现实，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中国是一个绘画大国，在绘画上还有很多路要走。绘画是高度手工的艺术形式，手工的事情是没那么容易做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后的艺术家热衷于做装置影像，我想等我们这批60年代的艺术家退出历史舞台后，传统形式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传统戏曲是跟着观众走的，西方歌剧百年长盛不衰跟家庭很有关系，是需要遗传基因的。

    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我可以这么说，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