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波乐

    巴山蜀水，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雅号“天府”。在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广出文豪，也广出富豪。

    寡妇富豪

    寡妇巴清的事迹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有记载，但是两本书都写得很简略，只有５０来字，却非常生动地记述了先秦时代这位“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女富婆。

    这位富婆虽然名扬四海，但她的确切姓名连司马迁都未弄清楚，便根据她是巴国的涪陵人而姓之以“巴”；她人品高洁而名之以“清”，称为“巴清”。她是个寡妇，丈夫姓甚名谁也无从知晓，什么时候开始守寡也没有记载。她家住涪州永安县（今涪陵市）东北七十里之贞女山。她的先辈（也很可能是其夫家的先辈）在山中开采到一个巨大的丹砂矿，独家经营了好几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望族。巴清在接手这个家族的家业时还比较年轻，却失掉了丈夫，但她甘当寡妇，不另外嫁人，也不去养情夫，而是全身心地守护自己的家业。那时，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天高皇帝远，各地社会很不安宁，巴清便拿出很多钱财，将地方上的民众组织起来，用以自卫，谁也不敢去侵犯她，使得她的家业更加兴旺发达而且名声远播，四海皆知。她的事迹传到秦始皇耳里，连那杀人如麻的暴君也大为感动，要将她迎请进京，以礼待之，她却“礼抗万乘”，婉然谢绝。秦始皇不仅不生气，反而将她誉为贞洁妇女，为她修筑了一个“女怀清台”，以示表彰。

    从秦始皇对待巴清的明智之举可以看出，这位暴君除了焚书坑儒、横征暴敛之外，还是比较注重经济，尊重工商业成功人士。１９４２年郭沫若在重庆写了个五幕话剧《高渐离》，剧中将巴清名为怀清夫人，奉秦始皇之诏到了琅邪，秦始皇要筑阿房宫，要她多作捐输，以报朝廷。他见怀清夫人长得漂亮，就偷偷潜入夫人卧室将人家强奸了，被奸污后的怀清夫人则壮烈地上吊自杀。事后秦始皇又假惺惺地下令在巴清的故乡修了个“女怀清台”。郭老将巴清、高渐离、徐福、赵高、李斯等各色人物都拉扯在一起，想像力可真够丰富！

    邓通之死

    邓通，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原为汉文帝“持濯行■”的黄头郎。有一天，汉文帝睡觉，梦见自己要上天，却又始终登不上去，这时便出现了一个头扎黄巾、衣带拴在屁股后面的黄头郎，将他推上了天。文帝醒来后便注意观察那些棹船之人，见他们都是将衣带拴在腰部上，内中只有一人是扎在屁股后面，并且正是在梦中推他上天的那个人，便问那人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名叫邓通。邓者，宛如登天之登，汉文帝十分高兴，从此便将其召在身边，宠爱无比。邓通为人拘谨，不好交游，他没有多大本事，却很会阿谀奉承，讨取文帝欢心。文帝叫了个看相的术士给他看相，相士说他今后会贫困饥饿而死。文帝很不高兴地说：“他跟着我，怎么会贫穷？我要让他大富大贵！”便将他封为太中大夫，后来又升为上大夫，赏赐无数，每次动辄数万金银，还将严道县（今四川荥经县）的铜山赏赐给他，并允许他将那些开采出来的铜用来铸钱。邓通铸的钱面上标有“半两”二字，但实际重量只有四铢（每两二十四铢）。一时间，“邓通钱”遍地流传，世间还以“邓通”之名作为钱的代名词，连后世的《金瓶梅》上都写道：“正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他还造了一种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使用购买物资的钱——厌胜钱。这种钱的外形同普通的钱币大同小异，也是外圆内方的样子，区别是在钱面的图形上，有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纹饰和文字。它们的功能有两种：一是吉祥如意，用鱼纹、寿钩、北斗七星、南六星为图案，文字则有“长宜子孙”“日入千金”“长勿相忘”等一类古语。这种钱佩在身上，能够升官发财、延年益寿、多子多福、岁岁平安；另一种厌胜钱的图像则是怪兽和符咒，文字多为“威镇诸邪”“辟兵莫当”“除凶去夹”等一类的辟邪文字。据说，这种钱如果由巫师念了咒语，吹了仙气，压在写有厌胜之人名字的黄姜纸上，埋入土中，就能使那被厌胜的人横生暴病，喂猪猪不顺，养狗狗发瘟，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威力可大啦！

    汉文帝生了一个痈疮，疼痛无比，邓通便用舌头去舐，用嘴把脓血吮吸出来。成语“吮痈舐痔”就是由此而来。他如此恶心地不择手段地巴结皇上，连汉文帝都觉得有点过分，很不高兴地说：“普天之下，谁最爱我？”邓通说：“当然是太子嘛！”这时恰好太子入宫向父皇问病，文帝便叫太子也吮一吮，看他孝心如何。太子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舐了一下，差点呕吐。后来听说邓通经常为父皇舐吮，心中感到惭愧，又由惭愧而产生怨恨，将邓通恨之入骨。数年后文帝驾崩，太子继位为景帝，一登上皇位便将邓通的“上大夫”革除，逐回家中。接着，又有人告发他私自在边徼铸钱，其中还铸了许多厌胜钱，汉文帝生毒疮和过早去世就是邓通的厌胜之术造成的。这一下罪行可大啦！对于邓通铸钱，汉景帝是知道的，但他竟敢私铸厌胜钱，害死父皇，这是万万不可饶恕的，便派人调查，查到他的厌胜钱全是祈福的钱币，没有阴咒汉文帝的行为，再加上景帝的大姐馆陶公主一再求情，才从轻发落，免其一死，但将铜山收归国有，邓通的家产也全部没收。馆陶公主见他可怜，送了点钱给他，也被办案的官吏作为赃款予以没收，公主便只好给点衣服和食物，使之苟延残喘。可怜一个富可敌国的亿万富翁，到头来竟然身无分文，与乞丐一样，饿死街头，应验了相面术士说他会“贫困饥饿而死”的预言。

　　孝子富翁

    舒江，北宋泸州人，出身贫寒却发奋攻读，中了秀才。他父亲是个帮人拉船运货的船夫，经常出三峡，到宜昌、汉口，奔波于滚滚长江。元■三年（１０８８年），他父亲运了一船木料到湖北，可是还未出川就在瞿塘峡的滟预堆触礁，船被打烂，还淹死了几名船员，他父亲则跌断了一条腿，孤苦伶仃地住在巫山县的一个破庙里。消息传到舒江耳中，他放声大哭，向亲友们借了点钱，昼夜兼程，水陆并进，赶到巫山，在江边的一座小庙里找到父亲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庙里另外还有一个十多岁的流浪乞儿，是个哑巴，舒江的父亲说他被江水冲到岸边时已经人不省人世，幸好被这哑巴看见，将他背到这个破庙里，不然早就没命了。听了父亲的讲述，舒江连忙恭恭敬敬地向着哑巴拜了一拜，感谢他的救父之恩。舒江比哑巴大几岁，二人以弟兄相待。他父亲腿伤很重，又红又肿，他便到巫山城内请了个郎中治疗，郎中说腿骨已断，时间又比较久了，接不上了，只能化脓消肿，解除疼痛，但医好了会变成瘸子。就这样，舒江陪着父亲在那破庙里养了十来天，然后找到一艘返川的木船，把哑巴也一起带上，回到了泸州。

    回家之后，家中一无所有，还要还债。他父亲成了瘸子，再去拉船挣钱是不可能的了，而一家三口的生计问题又怎么解决呢？舒江便找到一个家大业大的黄姓船老板，要求继承父业，帮他拉船。黄老板说：“你是个有功名的秀才老爷，居然来跟我拉船，我承受得了吗？况且这是下力人士的活，你一个文弱书生是吃不消的。”舒江说：“吃得消，我以往就帮着父亲干过一些粗活。现在是活命要紧，管它什么功名不功名哦！”黄老板见他确实困难，便安排他往返于泸州至纳溪、合江、富顺一带的短途运输，工资也给得比较高，勉强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此事被泸州学政老爷知道，将他赞为孝子，老百姓更是赞不绝口，称之为“孝子秀才”。那位哑巴也深受感动，“哇啦哇啦”地坚决要求同舒江一起去拉船挣钱，黄老板也很赞同，叫他同舒江一起干活，但工钱却只有舒江的一半。

    哑巴的力气远远超过舒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船上的船夫都很喜欢他。他还会游泳捕鱼，常常在停船休息的时候跳下水去，像水獭（俗称水猫子）似地捉出鱼来，供全体船员享用。

    如此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多，终于把营救父亲的借款还清了。有一次他们运了一船物资到重庆，木船停在永川一个名叫白塔沱的地方，哑巴像往常一样跳下去捕鱼，可是上岸之后却一条鱼也没捕到，而是悄悄地把舒江拉到一边，塞了一块银子给他。那银子足有五两重。舒江大吃一惊，问他是从哪里得到的？他连忙摇手示意，不要声张，又指着一处河滩的回水沱，比比划划，意思是说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舒江是聪明人，估计那回水沱中有条沉船，船中有很多财宝，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将物资运到了重庆，回船的时候却单独行动，在白塔沱的一家小旅店住下，趁着一早一晚江边无人的时候，叫哑巴下水打捞，断断续续捞了一个多月，竟在那里捞出了价值连城的黄金白银，转眼之间便成了泸州城的巨富，于是人们又称他为“孝子财主”。

    政和五年（１１２５年），川南一带旱情严重，大闹饥荒，饿死了很多人，舒江便拿出钱财到成都上五县购买粮食，运回泸州，开设粥厂，救活了一万多人，于是他又多了个“舒善人”的雅号，人们还编起民谣歌颂他：“泸州长者舒孝子，荒年煮粥救饥贫。”

    舒江活了８０多岁，无疾而终。那位哑巴也活了８０多岁，舒江为他娶了个妻子，生了两儿一女，由于不知哑巴姓甚名谁，便跟着姓舒，其长子还中了举人。

　　王氏豪门

    王三畏堂是清代中叶富顺县自流井镇一个世家豪族的堂号。自流井盛产食盐，是四川的银窝子，大盐商有王、李、颜、胡“四大家族”，而王三畏堂的财富最多，有“富甲郡邑”甚至“富甲全川”之称。

    王氏家族的先祖是明末清初由湖广移居自流井，世代以凿井取盐为业。使这个家族最为兴盛的人物是第五代传人王朗云。他大搞“招商引资”，利用陕西盐商帮的资金开凿盐井；大搞技术革新，提高出盐产量，还利用太平天国战乱之机将川盐倾销到湖北，一斤盐可以换一斤棉花，运回四川，大获其利。在他经营三畏堂期间，极盛时期拥有卤井和瓦斯井８０多眼，开设盐号远及沙市、汉口、宜昌、重庆，田地产遍布富顺、威远、荣县、宜宾，年收租谷一万七千多石（一石约４００斤）。他集大盐商、大运商、大地主于一身，所以四川总督丁宝祯在向慈禧太后参办王朗云的奏折中谓之为“富甲全川”。

    丁宝祯为啥要参办王朗云呢？这是因为王家财大气粗，时常与官府作对。早在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骆秉章任四川总督的时候，为了筹措军费，在自流井设立了“水厘局”，规定井户每推汲卤水一担，征收厘金二文。这是一笔数额不少的苛捐杂税，受到全体盐商的激烈反对，内中以王朗云闹得最凶，竟然唆使手下人将水厘局和粟厘局捣毁。骆秉章大怒，令富顺县令将其抓捕入狱，上奏论处。这时恰逢四川、陕西等省大闹灾荒，王朗云便叫家人拿出七万两银子助赈救灾，朝廷大加赞赏，将他纳资捐得的候补道街加升为按察使街，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这可把富顺县令吓坏了，连忙给他搭彩棚，让他戴上红顶花翎，从牢房里大摇大摆地走回家去。他这一闹，水厘局也成立不起来了，骆秉章也拿他没有办法。十余年后，丁宝祯任四川总督，设立官运局，将川盐进行“官运商销”，这对盐商们自然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王朗云便故伎重演，在京都打通关节，上控户部和都察院，闹得沸沸扬扬。丁保祯便针锋相对，将他如何抗税、如何抵制官运、与国家争利等种种“劣行”参奏朝廷，慈禧垂廉听政，准予他“便宜行事”。风声传到王朗云耳里，连忙离家出逃，在外地流亡了四年。在出逃期间，他将三畏堂的家政交由堂侄王惠堂（他自己的长子早已夭亡）代为管理。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王朗云去世，族众便推举王惠堂为正式的“总理公堂事务”。

    王惠堂远远不及他的叔父王朗云，他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几年时间王家的产业便直转急下，由兴隆转向衰败，由盈利转向亏损，甚至负债累累，停产瘫痪。

    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孙子王星垣主政，此人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债务越陷越深。他４０岁就死了，由儿子王云伧继承。在兴家立业上，王家的后人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在败家毁业上，后人则是一代胜过一代。王云伧“治家”的杀手锏就是变卖田产，几年时间就把他那一房的田产全部卖光了。在变卖田产的时候要签字画押，他懒得签字，画一个十字代替。他画了很多的“十”字，人们便将他戏称为“黑十字会会长”。

    正当王三畏堂即将沉沦下去的时候，王朗云的长房族侄王达之脱颖而出，任“总经理”。他大刀阔斧，当关的关，当停的停，当卖的卖，重点保留那些储量丰富产量高的好井，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东山再起，家道振兴，使得王三畏堂的堂号重新响亮起来。他还“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搞多种经营，集工业、商业、运输业于一身，形成一套自产自销自运的完整体系，再次成为自流井的巨富。

    王达之之后的经管人员是王素峰、王作甘、王如东、王守为。这时已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三畏堂又从高峰降到低谷，苦苦挣扎到１９２８年，入不敷出，资不抵债，终于寿终正寝，彻底破产。

    涪陵邱半城

    涪陵榨菜是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另外两种是欧洲的甜酸甘兰和酸黄瓜），它发展很快，历史却最短，从问世到现在，只有一百余年。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涪陵城西荔枝乡有个名叫邱寿安的商人开了个酱园，生产酱醋豆油等调味佐料，产品除了在涪陵销售外，又用船运到湖北宜昌，开了个“荣生昌”的分号，但生意萧条，很不景气。

    邱寿安的酱园作坊里请了个技师，名叫邓炳成，资中人，原是资州“道盛玉”酱园的工匠。他见涪陵地区盛产羊角菜，便试着用腌制资中冬类的方法，将羊角菜破成五瓣，挂在竹架上风吹日晒、晾干水分，用加了花生油炒制过的精盐对菜头进行反复揉搓，再用木杠压榨脱去盐水，加入香料，密闭封坛。这种生产方法大多是采用资中冬尖的生产法，但羊角菜又是另外一种味道，特点是脆、嫩、香、鲜，比资中冬尖还好吃。那时邱寿安在宜昌，邓炳成就请人带了两坛去请老板品尝。邱老板一尝就连声称妙，用来招待宜昌城的一些头面人物，全都赞不绝口。邱寿安便马上赶回涪陵，亲见邓炳成操作生产；见到这种菜要用木杠压榨，便命名为榨菜，当年就生产了８０坛，每坛５０斤，运到宜昌，以每坛３２银元的售价，销售一空，净赚了二千多元。每坛榨菜的实际生产成本包括运费却不到６元。此后三年，他每年都要生产数百上千坛榨菜，畅销省内外。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邱寿安与其弟邱翰章合营，大量收购羊角菜，扩大生产场地，增设了“道生恒”榨菜庄，广为招收工人，将产量提高到５０００多坛。为了进一步打开销路，他们还在上海报纸上打广告，又将榨菜切细分装成一个一个的小包，附上食用方法说明书，在街道上分送来往行人，销路马上便在上海打开了。这一销售方法他们还用到了天津、广州、北平和南洋等地，使得普天之下无不知晓四川有个涪陵榨菜。邱寿安是涪陵榨菜的首创者，独自生产、营销长达１６年之久，积累的财富据说可以买下半个涪陵城，所以人们便叫他“邱半城”。

    川江船王

    卢作孚，原名卢思，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出生于合川县一个卖麻布的小商贩家庭，因家贫，只读了小学，１５岁到成都读了一段时间的补习学校，之后便坚持自学，并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他还著书立说，２１岁时编成《数学难题解》一书，由重庆铅印局出版。他仅是个小学毕业生，竟然舞文弄墨，驰骋于巴蜀文坛，堪称奇才。

    １９２４年，他受四川督军杨森之邀，任成都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成效显著。次年，军阀混战中杨森战败被赶出成都，他也随之离开，从此决意弃学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１９２５年夏，他对川江航运进行了详细调查，看到川江运输无论客运、货运大多由外国轮船公司把持，十分气愤，便在朋友、同学和一些地方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筹集了五万元资金到上海订造了一艘载重７０吨的小客轮，取名“民生号”，行驶于重庆到合川之间，业务出奇地好。他便相继订造新船，开辟了重庆到北碚、重庆到宜宾、重庆到泸州等诸多航线。１９３２年，他又以“买并”（即一部分付现款，一部分转为股票）的方式，几乎接收了长江上游的所有商轮，又先后将川军将领刘湘、刘文辉、潘文华、范绍增、李家钰、杨森等人经营的轮船并入民生公司，使公司轮船增到１９艘，职工一千多人，成为川江上一股最强的航运力量。

    民生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外国轮船，那些船资金雄厚，装备优越，但外商仗着权势和财大气粗，歧视华人，对货物差损不管，对乘客态度粗暴，伙食价高质劣，船票也卖得较贵。卢作孚针对这些情况，首先从接待乘客热情、服务周到入手，将船上的伙食办得经济可口。乘客多的时候，船员们就主动让出铺位，自己睡甲板，使乘客感到安全、舒适、清洁。船员们还帮旅客提行李、发邮电、送饭送菜送汤药，缝补破烂包裹，有时连总经理卢作孚都亲自动手，因而凡是中国人都爱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卢作孚给民生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外国船商知道遇上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立即联合一致，大幅度降低客货运价，并一反趾高气扬、横行霸道的作风，主动向乘客或货主赠送礼品，争揽业务，但是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不断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感召下，通过历时数年的激烈竞争，外国商船遭到惨败，不得不相继卖船收旗，退出川江。到１９３５年，民生公司的船只增加到３８艘，经营范围也不断扩大。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调集民生公司全部力量，积极投入抢运抗战物资的战斗，他亲临现场，冒着敌机轰炸的的危险，开办“川江夜航”，日夜抢运，先后牺牲了１００多名职工，６０多人受伤，２０多艘轮船被炸沉、炸坏、抢运了１０多万吨军工物资和迁川工厂设备入川，又输送了２０万四川健儿奔赴抗日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后方建设。在抗战中，民生公司的船只增加到１１０艘，总吨位增加到３．６万吨。从１９２５年起，仅２０多年时间，卢作孚从仅有７０吨的一艘小火轮发展到共有江、海轮船１４８艘，吨位增加到６万多吨，资本从５万元增加到上亿元，职工由十余人增加到８０００多人，航线从嘉陵江延长到长江，进而向海洋发展，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奇迹。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论及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时说４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这４个人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