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里县的乡邮员，出班时，领着每天3元6角钱的出勤补助和每个月70元的马料钱，为了把自己的马喂养好，每个乡邮员每月都要倒贴饲料钱。为了搞好邮政的普遍服务，把党的声音不断地传送到偏僻的山乡，每个乡邮员都在克服种种困难。

    邮电部劳模江翁次尔，1976年从部队转业到木里县邮电局，专跑东朗麦日唐央的马班邮路，这两条邮路单程450公里，他一走就是20多年。这条邮路上的马巴垭口海拔6200米，终年积雪。江翁次尔在邮路上从来舍不得骑马，总是牵着马走。因为常年劳累与常年喝酒御寒，造成他的肝脏不好，每走二三十米就要坐下来休息，嘴里总是冒出一股血腥味。他说自己已不再能和年轻人相比，因为自己的岁数大了，已经爬不起山，走不动山路了。其实，他才四十多岁，但看起来就像六十多岁了。

    朱德高死的那年才36岁。长期的马班邮路工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头晕病，1985年，心中充满喜悦的朱德高回家结婚，当他骑马翻越海拔3900米的牦牛山时，由于头晕症突然发作，他从马背上摔下来，顺着山坡滚到了雅砻江里，和他同行的人回头和他聊天时，才发现只有一匹无人骑的马跟在他们的后面。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过朱德高的身影。

    紫兴富是跑查布朗到麦地龙邮路的。在送麦地龙的邮件时，遇到下大雨，路滑，他摔了一跤，摔碎了膝盖，幸好遇到了马帮，才救了他一命。如今紫兴富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那一跤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

    退休了的何帮清家住木里依吉乡。干了一辈子乡邮员，他得了严重的风湿病，每到木里县城看一次病，都要走五、六天路。从家里到泸沽湖这段路需要骑马，但他骑不了马，没有办法，儿子只有把他牢牢地捆绑在马上，走走停停地走到泸沽湖后再转车到木里县城。

    打珍扎西跑了20多年的邮路。他说，如果跑邮路不和马帮结伴，是不敢一个人在山上过夜的，那样太危险，即使是天黑了，也要走到有牦牛棚的地方，在牦牛棚里过夜。他说，在牦牛棚过夜是一种享受，因为牦牛棚里既安全又暖和。他的额头上，至今还有一块送邮件时被山上滚下的石头打中而留下的伤痕，那次，他被打昏了，是马帮救了他。虽然才40多岁，但严重的风湿病已不能再让他干下去了。

    高树林是四川省十佳乡邮员。1993年搭乘班车送木里县城至查布朗的邮件时，途经李子坪时，班车翻了，他把车上的邮件卸到安全的地方后，才想起救自己的孩子，刚把孩子从车上抱下来，班车就翻到了金河里，吓得他半天没有说出话。

    1994年，忠它光荣地成为木里县邮电局查布朗支局的一名正式职工。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专跑麦日、唐央、东朗、博窝这两条合为一条的邮路，这条邮路单程550-公里，往返需要20余天。1996年12月的一天，忠它送查布朗到东朗的邮件，经过海拔6000米的莫巴垭口时，厚厚的积雪淹过了他的膝盖，白茫茫的雪把所有的山路都覆盖了，由于没戴墨镜，双眼被白雪灼伤，什么也看不见，无法行走。他忍着钻心的疼痛，双手摸索着在雪地上勉强刨出一块空地，把骡马拴在从雪地中刨出的一块石头上，试着架起一个简单的帐篷。晚上，蜷缩在帐篷里被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天刚亮，眼睛稍好一些，急忙收拾起行李，抓住那头已通人性的骡子的尾巴，冒着生命危险一步步摸索着下了山。一个星期后，眼睛才好。1999年9月的一天，忠它送查布朗到唐央的邮件，夜宿存岗山。天刚黑，他搭好帐篷点燃篝火准备入睡时，一只黑熊突然出现在帐篷外，吓得忠它赶紧将火烧旺，手持一根木棒站在火边不敢动，身旁的骡马吓得一个劲地打着“响鼻”，四蹄不停地乱踢，忠它死死地盯着那只黑熊，就这样一直与黑熊相持到下半夜，直到黑熊怏怏离去后，忠它才扔下木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浑身软软地坐在了地上。

    2002年底，前来拍摄马班邮路的日本NHK电视台摄制组，跟随苗族共产党员、乡邮员王顺友拍摄到了白碉乡，一路上亲身感受到马班邮路的艰辛，他们称王顺友是意志最坚强的中国人；2004年8月，《工人日报》记者来采访王顺友，走上邮路后，感慨地说，王顺友干着中国工人最累、最苦、最寂寞的工作，他是马班邮路上的硬汉！

    木里县是藏区，国际上一些影响藏区稳定的语言时有所闻，所以邮政虽然亏损严重，但邮政是政权的象征，对当地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马班邮路更能体现这一点。在木里县，所有藏民只有从乡邮员送去的党报上了解党的方针政策，通过看报纸，才能认识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话是分裂祖国的非法言论，他们把乡邮员的到来视为是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面对充满危险的马班邮路，面对挑战自我、挑战生命极限的考验，乡邮员们说：“马班邮路再苦再累都能干下来，因为，这是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