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里县俄亚乡 伍细华（藏）

    王顺友是谁？当听说木里有一位叫王顺友的乡邮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我问同事们。在电视上看到那张平静中带有一丝倔强的脸庞后，我的思绪被带到了十几年前的倮波，带到了我从大山深入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漫漫岁月。这岁月里，有一个牵着黄骡子，戴着大盖帽的送信人一直伴随着我成长，至到我再不需要和家里用书信联系。

    像是老天故意安排，我第一天去上学，就在路上遇见了他，一身笔挺的邮政工作服，头戴大盖帽，牵一匹驮得很沉的黄骡子。在崎岖的山路上，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向我们走来，见了我和伙伴们，他微笑着对我们说：“小鬼们，好好读书哦，以后叔叔带你们去县城。”我们好奇的问他：“县城在哪儿？”他便指着远处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说：“在山那边，县城里啥子都有，还有车子，好耍得很。”于是我和伙伴们就想像县城什么样，车子会长得像什么，走在路上还商量着怎么好好读书，以后让那位叔叔带我们去县城。现在想来，那也许就是我最好的一堂启蒙课吧！

    自那以后，隔段时间我便会在去学校的路上偶而遇见戴大盖帽的这位叔叔，每次，他都会微笑着向我们说：“好好读书哦，要去县城哩”。这一句话，总是那么管用，它一次次加深着我对大山那边的县城的向往。有时，他会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掏出几颗很好看的纸包着的糖分给我们，我们接过糖，他说：“从县城里拿来的哦，好吃得很呢！”像是在证明什么，更有点引诱的味道，县城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真的越变越美了。

    记得有一天，年轻的马教师兴高采烈地高喊着“老王来口罗 ，有报纸看口罗 。”于是我们的语文苏老师笑着对他说：“老王给带女朋友的信来了吧！”随后我们看见戴大盖帽的叔叔牵着骡子进了校门，那天我才知道原来这叔叔姓王，他来是送报纸送信的。王叔叔从一个绿色的大包里取出一堆报纸和信件交给了张老师，于是老师们围到一起高兴地分着报纸信件，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王叔叔望着他们时脸上堆满的笑容，在我童稚的眼里，那笑容很灿烂、很美，就像每次我考了好成绩时爸爸脸上的笑容。后来，我知道了，那种笑叫欣慰，叫满足。当时，我不明白王叔叔为什么会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幸福，不明白老师们为啥就这么认真地争着读王叔叔带来的报纸，更不明白马老师为什么会因王叔叔的到来而那么兴奋。我仅明白的是：那大张大张的报纸上，写有很多连平日里无所不知的老师们都很感兴趣的东西，还有大山后面的县城，不仅它那样令我神往，它以外原来还有更大更精彩的世界。随着我一天天长大，王叔叔一次次神密的笑和他带来的报纸不断加强着我走出大山的欲望，我展开有限的思维充分想像着大山外面美丽神奇的世界。

    当我上四年级时，我哥哥去了我一直向往着的县城上初中了，我家与王叔叔也终于扯上了关系。

    也从那时起，我家会经常收到我哥寄来的信，信里自然说生活费快完了的居多，于是父亲便将准备好的钱和一些核桃、膜肉之类的东西用布袋包好，等王叔叔回去经过村口时就将东西交给他托他带去，每一次，我都听他爽朗地说“不怕，伍幺哥，我给你好好儿带到哩”。于是他从父亲手里接过东西，从马背上御下帆布包，将东西装入包里后又娴熟地驮上马背，跟父亲道别后，便渐渐消失在山路上，不一会儿，山那边会传来一阵阵悠扬的山歌，歌声渐远渐去。我想，要往县里寄信的人们，听到这歌声，一定会又等在路口了。

    终于熬到小学毕业，我可以实现向往以久的县城之旅了，那个在大山深处的小山村里放牛、玩泥巴长大的我，在那个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去那个有车子、有各种各样的糖，有很多很多东西的县城。现在想来，我是很幸运的，是王叔叔用心良苦的在我的人生里植入了第一个美好的理想，大山深处的孩子，能有这样的理想，也是很幸运的。但当爬过九十九道拐，穿过马蝗沟，渡过雅垄江，再翻过察尔瓦梁子，历时五天到达木里县城时，我的心里有一种喜悦与后怕交织的感觉，喜的是那些密密麻麻的楼房，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呼啸而过的车辆让我感觉太奇妙了。可我知道放假后还得这样翻山越岭回家去。从那时起，我的心里也开始由衷地佩服起了邮递员王叔叔，我无法想像他一个人常年累月每个月两次牵着马徒步这条几乎全部覆盖着阴冷的原始森林的漫漫长路。也是从那时起，王叔叔又开始担起了我和家里的书信、钱物传递任务。像哥哥的信一样，我的信里说生活费快完了的情况也占多数。每次我将信投进那绿色的小邮箱，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想像戴着大盖帽，穿着天蓝色衣服的王叔叔怎样牵着他那匹驮得沉沉的黄骡子一摇一晃地跋涉在前往倮波的高山峡谷中，我甚至恶作剧般地想像着，那等在马蝗沟路两旁的吸血鬼们，也正耐心地等待地着王叔叔的出现。过不了多久，他会在校园的某个地方出现在我面前，“伍老幺，你屋头给你寄钱来口罗 。”这是他每次见到我时总会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会慢慢蹬下身子半跪在地上，用他那粗糙而有些疆硬的手从补满布丁的绿色邮包里取出家里给我寄来的东西，将手伸进贴身的衣服里取出一个小塑料袋，将塑料袋打开后从里面取出几张钱递给我，然后，有些吃力地慢慢站起来。每当这时，我总是静静地站在他前面看着他，他把家里带给我的东西一样一样取出，一声不响地将东西递到我手里，将东西给我后，他又把邮包挎上肩膀，伸过手来在我头上摸一下，用他宏亮的声音说：“好好读书哦！”便一摇一晃地朝远方走去。每当这时，我总是静站在那儿，手里紧握着还带着体温的钱，默默地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敬意，尤如我对我的父母、我的老师。

    我记不清多少次从王叔叔手里接过了家里寄来的东西，我的三年初中生活很快过去了，之后的我就在西昌，在水洛，在俄亚和家里传递书信，虽然再没有见过王叔叔，但我知道每封融融的家信，都是在悠扬的山歌声中翻山越岭而去的。有趣的是，在俄亚乡工作时，我认识了在倮波工作的她。恋爱的感觉是美好的，然而不通电话的俄亚和倮波将我和她隔在了遥远的两个世界。一封信从俄亚寄出，也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到达倮波，再收到回信又是一个月，这样的联系途径对于热恋中的人是够辛苦的，可这已经是最快的方式了。每次将信寄出，我心里就情不自禁地想像着王叔叔在崎岖的山路上蹒跚而行的身影，那心情和马蝗沟的小东西们翘首期盼的心情差不了多少吧。

    通过两年马拉松式的书信传递，现在的她已调进了县城，我们也结婚成家了，我们和老家的联系也渐渐变少，那戴着大盖帽，牵着驮得沉没的黄骡子的身影也在我记忆里渐渐淡去，至到电视里那久违的脸庞再次出现，我才知道他依然继续着风餐露宿的邮路生活，依然在用他那瘦小的身躯传递着大山深处与外界的心声。原来在他满足的笑容背后，却是比我想像更为艰辛的跋涉和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让我们有了好好读书的信心，去没法让自己的孩子享受父爱的温暖。

    电视上的他显得那么平静，我想他还在对那崎岖山路上的小朋友说：好好读书，以后我带你们去县城。老师们争着读他带去的报纸时，我想他还是一样满足地笑着。必竟，那才是他的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