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学院”之梦

    “当时我也奇怪，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下，为什么要捐资哲学系，但见到廖先生后，我找到答案了。”

    孙承叔等人与廖凯原的这次会面，被孙承叔认为非常融洽非常成功。

    这位富翁早年在哥伦比亚求学，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

    他告诉孙承叔，所有工作最后必然归结到哲学，哲学是所有人文学科的灵魂。

    孙承叔说，捐款人提出将资助哲学系建一栋新大楼，把复旦哲学系办成相对独立的哲学学院，最好取名柏拉图学院。

    他们设想，再拿出一部分经费用来邀请国内外一流哲学大师来此办讲座，成为国内第一、国际一流的精神中心。

    最终使之成为一个学者大师聚会的地方，同时面向社会开放，是整个社会讨教大师的地方，能够聚合社会各种重大问题，为社会寻找最终的出口，进入这里，就进入一个精神的境界。

    双方还打算成立一个发展基金，用于资助老师的深造、研究和资料采购。

    孙承叔说，会后哲学系老师们根据这次会谈纪要，再经过内部协商，整理成一份合作意向书电邮给对方。

    很快，廖凯原在电邮中回复，表示将把原来计划的500万美元追加到1000万美元，并且希望能在校庆期间签约。

    “那时候，系里所有的老师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亢奋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哲学，甚至基础学科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

    哲学系老师张汝伦教授参加了系里关于这笔捐款的教职工大会，他觉得这是复旦哲学系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甚至梦里都在考虑新大楼里该刷什么颜色漆，资料室里应该摆几个桌椅，有了这栋大楼，又可以吸引多少凤凰贤士。”

    那些天孙承叔天天睡不着觉，脑子里全都是哲学学院的蓝图。这次与廖凯原的会谈，让他有遇知音的兴奋。

    “社会出现矛盾，尤其是矛盾积累时，哲学是应该出来讲话的。现在的中国发展现状，正好给了高校哲学研究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大哲学的转变背景。”

    孙承叔认为，这个时候重视哲学赞助哲学，正合时宜。

    此后几天，虽然还没开学，孙承叔已和其他几个系领导开始为“哲学大楼”的地皮奔走。

    哲学系老师们急了

    不久，一个小道消息传至哲学系，校方正在与廖凯原商量，使其将这笔捐赠给法学院建法学大楼。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急了。

    开学后，为赶在校长联席会议前落实此事，哲学系老师以全系老师的名义给校领导写了封信。

    这封名为《哲学系全体教师致学校的一封信》由哲学系青年教师孙向晨负责执笔。

    信中再次表明哲学的重要地位和哲学系的存在和发展对复旦大学的意义，希望校领导考虑捐资人的意愿和哲学系的实际，尽快批复这个协约。

    孙向晨认为，廖凯原先生与复旦哲学系并无渊源，他之所以选择给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捐款，主要源于其早年求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

    作为国际知名的著名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尽管其法律等实用学科蜚声国际，但哲学等人文学科却总被排在前列。

    孙向晨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捐款与建楼的事情，反映出目前我国基础学科现状，也反映出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办学方向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中国基础教育学科地位将受影响。

    “我们并不为了钱或者盖楼，而是为了学科的发展和尊严。”孙向晨在信中说。

    “那封信我也签名了，当时老师们情绪激动，很多老师都是当场签名的。”张汝伦教授证实。

    “我觉得是学科歧视”

    法学院的出现让孙承叔有些始料不及，而校领导迟迟不给答复的态度也让孙承叔心里没底。

    在复旦大学内部bbs上，一个署名“蓝色马蹄莲”的网民在帖中说：“哲学系领导再三周折，总算在一次会议前的10分钟和某校领导汇报，该领导说，你们要造楼干什么，造了楼不到3年哲学系就要垮掉。”“后来，校长站了出来，说至少哲学系也有份。”“蓝色马蹄莲”在帖子中披露。

    10月16日，孙承叔从法学院得到消息，捐助人已在校方安排下与法学院领导会面，并接受邀请参观法学院。

    “这让我感到了风向的变化，”孙承叔说，在上次与廖凯原等人会谈后，哲学系也邀请廖凯原来哲学系参观，“可等到的却是廖先生去参观了法学院”。

    10月18日，被孙承叔认为是比较关键的一天。

    校党委、哲学系、法学院领导当天聚在一起开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哲学系、法学院共建一栋楼，法学院提出了10000平方米的计划。

    “哲学系准备接受这个结果，但我们希望最好能有两个屋顶，代表两个院系。”孙承叔说。

    10月21日晚上，bbs上的一个帖子却让更多哲学系老师看到了失望。

    同样署名蓝色马蹄莲的网民在帖中说，校方通知哲学系，投资事情已与哲学系无关了，对方准备追加投资到2000万美金。

    帖子还说，校方已禁止哲学系再与对方接触，因为最近就要签约了。

    “我现在的心情很糟，我不明白校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是学科歧视。”

    孙承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证实，学校确实流露了上述态度。对于哲学系和法学院的争执，身在国外的廖凯原也有所闻。

    廖凯原通过留在上海的助手彭庆邦向复旦校方表示，自己纯粹是因为热心教育事业，没有借此让自己扬名和让企业扬名的意图。

    “低调操作。”廖凯原更不想因为捐款引起学校院系之间的纷争和矛盾，所以希望跟校方尽快签署协议。

    自始至终，复旦校方一直对外保持沉默，校党办表示，为确保顺利签约，在协议签署前，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