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以及与它同时期出版的都梁的《亮剑》具有相同的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革”以后，其中的主要人物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后来的政治风波，尤其是“文革”那个特定的乱世环境。　

    从内容来说，它们拓开了一块新的土壤，直到20世纪末期才被关注，反思的深度、突破的力度也已超过20世纪80年代初李存葆等人的《高山下的花环》、《灵旗》、《凯旋在子夜》的时代——后者与以往的战争小说没有太大分别。惟一的不同可能是正视了战争的残酷及部队生活里的某些阴暗面。　

    20世纪50年代，当管桦等人的《辛俊地》还在一面高唱英雄一面把人物的不幸归咎于他们的不受领导、自由散漫以及爱情第一、无视组织纪律等个人因素时，李存葆们已经意识到，不惟如此，军队也有自身难以逾越的沟堑，它的官僚主义，它的黑箱交易，它的保守顽固，它在时代大氛围里深深浸染，这一切都根深蒂固，置身其中的人很难不以悲剧告终的。　

    描写这一历史阶段艺术成就最成功的小说当然不是上述作品，无疑是莫言的中篇《战友重逢》。它在构思上极具创意。可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梦幻性”作品，情节整体却具有严格的“写实”基础—我觉得它继承的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　

    既然《牡丹亭》里的人物能够因爱而死、因爱复活；既然《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的白蛇能够春心荡漾、变“妖”为人，变化出诸多离奇、曲折的悲欢离合，那么，现在它就值得重新发掘和发扬。　

    何况，“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写实的小说易于长见识，梦幻的小说易于玩才华”呢？何况，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能“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色彩。这就比一味写实更文学了”呢？　

    《重逢》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写了越战13年后一帮同乡战友相会的故事。15年前，“我”、钱英豪、郭金库、张思国为领取入伍通知书曾在河堤半腰的柳树处聚集；15年后老战友重逢，各说各的故事。这几位战友中，有的已死了，有的还活着；活着的有的做军官，有的已退伍；会集时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小说主体部分则是活人对死人叙旧情、死人对活人述往事。　

    按照“唯物者”的观念，烈士死后对他本人来说一切就不复存在，涉及他们的“后事”只能是妻儿父母等活人们的故事，死者自己是没有任何知觉、感觉的。莫言没有沿用这一思路，而是化取了《聊斋》等传统小说里的变异手法，本无“以后”的死者，还他一个“以后”，同样有经历故事、情趣好恶。战友们跨越两界，人鬼欢聚，结构上则像他最著名的《红高粱》那样，把两个不同时段里—死前与死后—发生的事，自然穿插，自抒衷肠，自能演绎一段“别后”情。烈士的妻儿父母也就不再需要亲自出场，而由赋予了生命的“死者”自己来演说，意味很不一般。

    最感人的是“起骨返乡”那一节。烈士钱英豪的父亲，一位装着木腿的老战士，虽然穷得连路费都没有，却为完成儿子梦托的心愿，独自走云南，白天躲在由1207位烈士组成的陵园里不吃不喝，深夜起儿子的尸骨，大功告成后也饿得、累得晕过去，感动了全体英魂。做了鬼的这些英魂觉悟依然很高，保持着军队编制，发扬着生前的“光荣”，“像钉子一样钉在边疆上”。他们先进帮后进，安排文体活动，过好组织生活。现在为抢救钱英豪的父亲又各尽所能，“惊扰活人”了。他们“摇晃电视机的天线，对着烟囱呐喊，用头颅撞门板”，终于使陵园管理员及时发现晕倒在地的老人。老人的举动最终也感动了其他人，同意他悄悄把儿子的骨头带回，才有了这一次的“战友重逢”。　

    这样凄美的故事，这样悲壮的感情，能不催人泪下、引人愤思？　

    《历史的天空》和《亮剑》毫无这种传统，它们继承的是20世纪50年代《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包括《辛俊地》等以惊险、传奇性故事见长，但艺术价值比较欠缺的传统，用到了一点现代性意念、手法，但在描写人物的过程中，二者又很有不同。　

    《亮剑》是个传奇，以现代人的目光看战争、看部队、看人物所在的环境，满篇浪漫色调，很显然只有毫无战火体验与从伍经历的人才写得出主人公李云龙那样“飞翔”着的人物；《历史的天空》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小说，作者曾亲临战烟纷飞的疆场，他笔底的人物就不类前者那样悬空、虚设、想当然，而具有真实的代表性，其功绩或独创性在于，写出了“将军前史”。这在以前从所未见。　

    一般来说，中国的将军按出身分两类：一类像姜必达、朱预道、李云龙、丁伟、孙捷，都是不怎么识字的农民；另一类像陈墨涵、赵刚，是知识分子，脱下学生服参加了革命。而知识分子中做政委的多、坐而论道的多，当司令并亲自冲锋陷阵的少，因此能打仗的将军主要是前者。这些将军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个性特征呢？这样的个性特征在他们一生不同的时段里有没有变化，分别带来了怎样的命运呢？面对外界巨大的灾难时，他们的接受方式有什么不同—若结局是死亡，他们的死亡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历史的天空》叙述了一组“革命者”艰难创业并在创业中磨炼和改造人性的血雨腥风的历程—这群人，不论当初带了怎样实际的动机来到军营，不论何等出身，他们身上都很难摆脱农业文化因素的制约，其磨炼和改造就显得特别困难，惟当如此，闯荡过来的人无不“九死一生”，打天下、坐天下的“胜利”的取得也才来之不易。小说里，不仅写到了敌对双方的凶残，还进一步写到了军内不同力量之间生与死的较量。先是川陕红军搞肃反、“改造”干部，成立改造班，勒令交代“错误”思想，交不出被说成顽固不化、“自绝于党”，一部分人被杀戮。影响所及，张普景认为姜必达是投机分子、害群之马，对革命绝对有害，不愿对他进行改造，于是视同“情敌”的江古碑之流，乘机提出秘密处决他的主张，张普景赞成，幸好特委杨司令员不同意，反委姜必达以重任。搭档李文彬和姜必达一起工作时，心里只想着怎样搞倒他，终而捏造证据，说他“搞山头”、“拜把子”，迷信黄道吉日，拜日伪政权维持会会长为干爹……一系列罪名上报分区特委。后来杨司令员遭别人暗算后，离开分区，江古碑、李文彬等人代理时政，有了用武之地，首先把姜必达隔离审查，浑身打得不成人样，只有红颜知己冒险探望。又是杨司令及时赶回来，姜必达方得平反。经历此事后，姜必达聪明了，变得谦虚恭谨，好动脑筋了——他发现内部的错误更难对付，“革命”只靠杀人还不行，也要有策略。“文革”时，姜必达又被老对头江古碑整倒，差一点丢掉性命，战友张普景就是死在江的手上，死得荡气回肠。

    从江一贯的表现可见，他们是一类比“敌人”还要险恶的家伙，能够长期潜伏在大众中间，一旦得势就跳出来，不择手段地迫害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的人。

    所以，作者认为，一个人参加什么组织可以选择，选择的过程充满偶然性，但是好人、坏人不是偶然的。由于它，投靠国民党的陈墨涵后来“变节”，投奔共产党，与姜必达肝胆相照；由于它，江古碑说起来是“同志”，一开始就在一条战壕里，最终原形毕露，成为千古罪犯—假“文革”之名，行迫害之实！　

    可见，《历史的天空》在描写这些人物时，着眼焦点不仅在战争年代，更侧重于守成时期的和平年代，张普景等人的死于动乱、姜大牙等人的九死一生也才具备了深刻的思想认识价值。　

    《历史的天空》还考虑到了人物的个体精神意识：作为国民党的一支“后娘养”的部队的最高领导，石云彪受不了持久的歧视，终以一个职业军人独具一格的姿势赌气战死。他的死促成上峰对它的更不放心，逼得他们全团起义，投靠了共产党。而东方闻樱又是在迎接石云彪的起义军时遇难的——她不能不死，如果不死的话，这个近乎完美的形象就被糟蹋了，要么她只能“压住”姜大牙，“英雄”矮化，姜大牙永无出头之日，以后的戏就没法儿往下演。为了姜大牙，为了她自身形象的完美，东方闻樱只好去死。此处的死是不得已的。　

    当然，无论是《历史的天空》还是《亮剑》，在目前描写20世纪发生战争的文学作品里，作者们无不在有意回避当年主流部队决战的实际情况以及其他抗日力量在战争里的真实表现。如《历史的天空》这样，能够稍稍涉及到国民党军人在抗日战场上宁愿慷慨就义，死在与日本人的浴血奋战中，也不肯同室操戈的英武表现，就已是很大的突破了。　

    最终，这些作品都有刻意的“定位”，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正视，从而对中国人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上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等无从作任何正面的描写。在主题的开掘、历史画面的展现、人物性格刻画的多面性上也同样不可能有什么深入的作为。　

    我至今都想不起来，除了老舍先生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四世同堂》以外，还有哪部描写抗日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能读后留下深刻印象的。起码中国的作家们似乎还没有写出来。记忆中，中短小说也只有《红高粱》等极其有限的几篇。国外却是很多的。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静静的顿河》、《农事诗》、《弗兰德公路》，还有不朽的海明威，《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可见，当代中国作家对战争、对军国主义、对法西斯主义以及引发它们产生的体制、机制、文化因素反思的漠视及其背后人性、思想的贫薄。　

    1949年以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长篇较有影响也比较不错的，国内也只有《亮剑》和刚刚获得第六届茅盾奖的《历史的天空》等可数的几部了，其作为不过如此，还能谈得上旁的什么吗？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深刻的、艺术价值也很高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是黄国荣的《兵谣》，人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高度，写足了部队树立的“典型”、“榜样”是怎样一步步出格做假，远离人性本真面貌，把虚伪表现到极致；跟着良知不泯，步步回头，将善良表现到极致的经历，对1949年以来为迎和特定时期政治目的需要，人为塑造各种各样的“榜样”、“典型”而无视其空、无视其假、无视其祸作出了有力的表现。在我看来，它也许是至今为止写得最成功的军旅长篇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