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四川频道４月２９日电（记者苑坚 侯志明）在中国西南部贵州省某地一个即将永远关闭的山洞口，５８岁的龙凤庭和冉启志一起在这里合影留念。他们曾以车工的身份，在这个作为一家军工企业生产车间的大山洞里工作了３８年。今年４月，这个山洞车间里的设备将迁进城市。

    在贵州，曾为“神舟五号”飞船生产部件的航空、航天、电子等三大军工基地的总部均已搬迁到省会贵阳等城市，其下属的不少军工企业也都搬出大山沟，进入城市或城郊。

    同贵州省一样，在中国其他１２个省份，“大备战” 时期进入纵深山区的大批军工企业都在向附近的城市搬迁。

    “大备战”时期是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末期，中国在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即“三线建设”，包括将大量军工企业迁入深山密林，以便隐蔽和分散目标，在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形成二次反击能力。仅重庆市就迁去包括军工企业在内的６０家企业，４万多名职工。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这些隐蔽在深山中的军工企业却面临着生存和发展压力。一方面是生活单调、物质匮乏、子女教育就业艰难等导致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是当他们在大规模转产民用产品时，运输等成本过高使产品缺乏竞争力。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于宗林认为，由于当时认识上和体制上等多方面原因，一些军工企业进山太深、布局过于分散，加之外部环境恶劣，存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厂址先天不足等诸多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２０年前就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从那时开始尝试以整体搬迁、部分搬迁和就地改造等方式对这些军工企业进行改造。于宗林称，现在从隐蔽山区迁出的军工企业已占总量的三分之二，迁出了大约一半职工。

    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国政府对三线军工企业进行搬迁和调整改造以来，三线军工企业实施配套技改项目５００多项，开发的各类新产品达３０００多种，其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军品结构，８０％以上的军工企业有了自己的支柱民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军转民的发展。

    现在，中国战略后方基地蕴藏着的巨大能量已开始逐步发挥出来。这些搬迁后的军工企业在确保军品生产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正全力发展民品生产，并有组织地进行科研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４月２６日至２９日，由中国国防科工委等部门在四川绵阳举办的军转民高科技成果交易会上，有１０００多项军工技术民用化成果在这里寻找合作者。

    于宗林说，随着这些企业搬迁后新项目的建成投产，一大批新的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了一批有较强技术实力的企业集团，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培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说，以军民结合、保军转民为主的结构调整和以留住人才、摆脱困境为主的政策调整还将继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