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２月２７日电（记者海明威）回忆起１０年前家乡人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的情境，泪水悄然从李本才的眼角滑落。

    “我听说当时村里的小伙子看见我从远处走来，都会点上一支烟，目的是观察风向，然后避开在逆风的方向行走。”李本才说。

    “朋友一个个疏远你，寂寞甚至比死亡更可怕。”他说。

    李本才１９９５年到外省的“地下血站”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１９９６年被检测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家乡。他的家乡是一个名为“公民”的小镇，位于中国西南四川省，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但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艾滋镇”。

    这个小镇自从１９９５年发现首例至今共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５９名，他们主要都是１９９５年前后到外省的“地下血站”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截至目前，已发病死亡２４人，有３５人正发生不同程度的机会性感染。

    由于在一段较短时间内感染者骤然增多，再加上贫困封闭的村民对艾滋病认识的匮乏，使人们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度非常歧视。

    “那个时候懂不起嘛，以为这种病（艾滋病）是很可怕、很容易传染的。”小镇中心一个茶馆的中年女老板杨新华对记者说。

    李本才告诉记者，１０年前，他上幼儿园的女儿甚至没有小伙伴。

    １０年过去了，今天的李本才已进入了发病期，目前在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物以增强免疫能力。但他却对记者说，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下去的愿望。

    ３７岁的李本才现在是一家茶馆和一个木材加工厂的老板。这家名为“长明茶馆”的小店位于镇中心，是李本才３年前开办的。

    “如果现在歧视还是那么严重，我这个茶馆根本没法开。要知道，现在来我茶馆喝茶的都是健康人啊！”李本才说。

    原来，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中国政府将公民镇列为一项名为“艾滋病关怀支持”项目的试点地。

    据该项目的主管官员、四川省卫生厅的工作人员郑士凡女士介绍，该试点旨在通过营造无歧视环境和感染者生产自救这两个环节来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使他们能够回到社会正常生活中，并最终实现感染者/病人与健康人群的相互关怀。

    据郑世凡女士介绍，在宣传消除歧视方面，该项目除了动用当地广播电视等媒体反复宣传什么是艾滋病以外，还不断组织政府官员和医生深入村子去“言传身教”。

    郑世凡告诉记者，他们在消除歧视宣传方面有一个“绝招”特别管用：即在村舍开村民大会时，医生们会特意准备一袋包子，让身边的感染者拿着，让感染者把包子掰成两半，然后医生接过来吃，以此告诉公众和感染者的正常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由于中国农村的居民普遍相信医生的权威，认为“专家的命也值钱啊”，所以日复一日这样的“言传身教”逐渐打动了很多的群众。

    ２６日下午，李本才的茶馆里有两桌客人。２７岁的彭刚和三个朋友在喝茶、打麻将。当问到在这里喝茶不害怕吗？彭刚说：“只要自己正规，就不怕。电视里也演了，艾滋病只有３种传染途径。”他的一位姓张的同伴说：“镇上经常免费发放一本名叫‘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小册子，小册子上有很多卡通，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很好看，我们也懂得起。”

    实际上，歧视的逐渐消除，使得许多感染者/病人走上了生产自救的道路。如，同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李彬夫妇，近年来靠饲养、贩卖猪仔维持生活，今年春节前，也仿照李本才在自家的院落里办起了小茶馆。还有感染者开办起了鱼塘，不一而足。

    尽管公民镇只是一个试点，但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在全社会广泛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歧视的长效机制。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将于今年３月１日起施行。该条例除了明确了政府和个人艾滋病防治的权利与义务以外，还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今年１月２５日，由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６５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７．５万。

    尽管感染者评估数与２００３年相比下降１９万，但防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世卫组织曾警告，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到２０１０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一千万。

    社会学者普遍认为，国家将消除社会歧视明确写进法律，体现了政府高层的重视，也为感染者和病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保障。

    但是，专家也指出，消除全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歧视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些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歧视，是中国社会在较长时期内的一种社会偏见的积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谈性色变”的思想以及社会卫生保健知识的不足，使得许多人在较长时间内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不道德”的病。

    “法律虽然出台了，但是执行方面能取得多大的效果还需要一个过程。毕竟人们观念上的东西不易转变。我们的媒体要做更多的宣传。”李迎生说。

    李本才现在的名片上除了印有木材加工厂厂长的头衔外，还印着“性病、艾滋病预防宣传员”的头衔。他说，既然自己现在的处境变好了，就应该站出来，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消除歧视。他还允许记者用他的真实姓名进行报道。

    “既然政府现在这么重视，我认为最多到２００８年，全国就不会把艾滋病看成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了，”李本才说，“人们歧视主要是不了解这个病，因为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