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诚信与利益之争

    某校广播电台开辟了一个“我眼中的校园”的栏目，发动全校学生将在校园里观察到的好行为或不良现象写成稿子。这个活动还与“行为规范养成评比”结合起来，被表扬的班级在行为规范评比中加分，被批评的班级则要相应减分。负责编审的凌老师发现，来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表扬的稿件多是写自己班级的事，批评的稿件则基本上都是针对别班的。某天，凌老师收到一篇稿子，反映自己班同学在校午餐时，将吃剩的饭菜就近倒进教室旁边的下水道，使下水道经常堵塞。后面署名：高二(5)班晓曼。凌老师觉得作者敢于自曝班丑，难能可贵，就立刻采用了这篇稿子。

    听到广播里的批评稿，正在食堂吃饭的高二(5)班班主任吃惊不小，赶紧回到教室。一进教室就有学生上前告状：“广播里批评我们了，是晓曼写的稿子！”“我们班级的行为规范评比要扣分了！”老师惊讶，学生们首先迁怒的不是把饭倒在下水道里的人，而是写稿批评自己班不良现象的晓曼。班主任经过调查，证实晓曼反映的问题属实，便在班上对此类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但她困惑的是不知该怎么评价晓曼：批评她，显然不公正；表扬她，如果学生们都向她学，自曝班丑，那么班级评分就会大打折扣。何况，班级评分直接关系到班主任的工作实绩，而这又与奖金、职称等挂钩……

资料图片 来源:中国教育报 孙万帅绘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想到什么？当“诚信”与“利益”发生冲突，我们又该如何取舍？如果坚持诚信得到的不是愉快的体验，诚信会成为大多数人自觉认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吗？

    分析事情的原委，问题似乎出在教师身上。按常理来说，班主任应主持公道、扶持正义，肯定晓曼的行为，鼓励学生如实反映班级里发生的问题，然后引导学生们努力克服自身不足。然而，这个目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为老师在朝着这一教育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他会由于学生们不断自曝班丑而被连连扣分，冒着奖金被扣、职称评不上，甚至末位淘汰的风险。这样一来，该老师行为是高尚了，但他的教育职权可能因为他的高尚行为而被取消。对此，我们不能不思考，一般情况下，道德与人的合法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还是相冲突的？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老师是否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其次，学校的规章制度体现着学校所倡导的价值取向，而这极大地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师生们的利益与道德价值取向。这个案例发生在学校加强教师岗位考核、竞聘上岗、实行末位淘汰等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从中可以看到，影响学生道德选择的因素不仅仅是道德认知水平，还有集体舆论、同伴评价，其中同行评价是最为重要的。而影响教师道德选择的因素决不仅仅是教师本人的道德认知水平，还有教师的个人利益。这样，针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就会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影响链：教师影响学生、利益制约教师、制度决定利益、领导制定制度、利益影响领导。

    这个案例的普遍意义就在于，当前学校的诚信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将诚信的价值导向作为整个学校生活设计的重要原则，渗透在所有的规章制度中。而且，诚信教育只有先成为一种愉快的体验，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要使诚信成为一种愉快的体验，就首先要在学校管理的原则上，充分考虑诚信与人们实际利益的关系，让诚信者得益，让不诚信者受损，使不诚信的行为无可隐瞒。当学校所提倡的道德价值取向，与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教师的利益相一致时，教师们才能毫无心理隔阂地接受这种道德价值观。这时候，教师才可能真心实意地用这种道德价值观去规范学生的行为。

    案例二 他们为什么作弊

    对于社会上的“假”而言，教师是旁观者；而对于教育上的“假”，教师却往往是操作者。一次，教育局组织专家组来检查教学质量，校长让新来的语文老师小张准备一下。小张自知不能犯错，否则校长不会给他好脸色。于是，准备公开课的过程中，他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老师告诉他做公开课的“秘诀”：给几名学生下死命令，如谁背诵课文、谁做即兴演讲、谁什么时候问什么问题等，并反复演练。检查那天，小张的公开课很成功，专家组交口称赞，校长也很满意。但小张却高兴不起来，他知道那反映不了他真实的水平，不是自己理想的课堂，也给孩子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资料图片 来源:中国教育报 孙万帅绘

    这个案例中，教师、校长、学生通力合作、集体作弊，终于顺利过关。应该说，集体作弊和个人作弊的感觉是不同的。个人作弊一旦被发现，会感到相当羞愧；而集体有组织作弊，责任不是由个人承担，出了问题大家负责，个人被掩藏在集体中成为“无名”者。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作弊的个人更加理直气壮，作弊时应感到的内疚反而变成了“看戏”和“做戏”时的闹剧感。然而，每一起不道德事件都会对人造成损害，不管造成损害的是个人还是集体，是大是小。

    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和教师来说，作假是令人尴尬的。而当这种作假变成公开，由个别变成普遍，人们对此由羞愧变得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这就是教育的悲剧了。那么，谁该为作假负责？是学校和教师的错？他们会委屈地说：现在学校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专家检查团的错？他们也许会更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为了促进学校的发展。每一个具体的人似乎都没有错，但不道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因此，当一个群体大多数都无法遵守道德规则的时候，可以推想的是，这并非都是出于个体的不诚实，而是群体中出现了规则的混乱。如果一定要找出错误的源头，不如说错在体制。外部的压力改变了内部的规则，而外部的压力就是社会制度之下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体系。毋庸置疑，教育管理中一些不民主、不合理和不科学的因素，往往使学校和校长偏离以学生发展为本和尊重教师权益的正常轨道。

    要减少这类事件，仅仅靠提高教师的道德修养是不够的。制度建设要先于或者同时于道德建设。对此，首先应推动教育管理制度的民主化、法制化，落实学校本位的管理，保障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利，这样才能在学校和社会中树正气。其次，道德首先意味着可以选择。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如面临升学率的压力、经济收入的压力等，作为教师和校长必须问自己：我是否有别的选择？我是否听从了内心的声音？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和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教师职业道德是一种良心、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改变和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