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里路是锦江北岸一条东西向的通衢大道，东起万里桥北侧，西至琴台路南口，全长三公里左右，依次分成锦里东路、中路和西路。

    锦里路的老成都味

    然而，锦里路的今生是整治府南河后才诞生的，而它的前世却经历了悠悠的岁月。锦里路的前世曾经是四条弯曲、狭窄的小街，即：锦里东路由平行的柳荫街和城边街合并而来，柳荫街紧靠锦江北岸，城边街则紧挨城墙；锦里中路由羊皮坝街拓宽而成；锦里西路以前叫外南人民路。四条小街以柳荫街历史最悠久，街道两边一色的铺板平房，是老南门外人气最旺的街道。柳荫街虽不过数百米长，却有两座桥，东头一座称柳荫桥，西口一座叫拱背桥。两桥均为拱桥，尽管跨度不过两、三米宽，桥却像模像样，有桥栏杆，栏杆上还有石刻的走兽。桥下的流水曾经穿越城墙，使城内的水网与锦江连通，但到我记事时，桥下的流水已经变成生活废水，再后来这条臭水沟也被淤泥堵塞了。

    柳荫街虽属城外贫民区，但老成都特色却格外浓厚，街上有庙宇，有茶社，有商铺，有旅馆，有饭馆酒店，还有我们称之为“杀房”的屠宰场。商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棺材铺。黑魆魆的铺子里面终年摆放在两口漆黑的棺材，墙柱上挂满了粗麻绳，墙边靠着好些圆木抬杠。原来这棺材铺不仅出卖寿材，同时兼任出殡送葬，类似当今殡仪馆的功能。棺材铺老板雇佣有一支专门的送葬工人，全由壮汉组成。这些壮汉不仅力大无穷，而且会吹拉弹唱，逢到谁家有丧事，他们会为死者送上人间的最后关怀，一路吹吹打打，风光无限地将死者护送到安息地。

    城边街，顾名思义就是城墙根儿下的一条土路。该路北侧原本是城墙，后被分段挖掉，街道工厂和公路养护队扎了进去；路南有民居，却不似它旁边的柳荫街，城边街的民居夹杂着相当多的草房。其中有一家大马房我曾去玩过的，几溜马厩，常拴着骡马，地上终年似乎都有扫不完的马粪和尿水。这是一家骡马店，是专门为长途运输的骡马车提供歇脚的场所。

    城边街与柳荫街的交汇处开始就是羊皮坝街。路边除了几间茅草房和石头砌成的牛毛毡简易房外，便没有民房，惟有一家豆腐房是城南一带许多老成都人记得的，因为在饥谨的年代，那里生产的豆渣曾经是很抢手的东西。羊皮坝的名称来源于清代人们在此硝羊皮。几十年前江岸上只剩下不少榆树，小时候我经常爬上树，将枝丫盘结成一个大窝，游泳累了便坐进窝里休息，观看江面上的风景。结果有一回居然看到了江上缓缓漂来一具尸体，身边七八条足有一尺多长的红鲤鱼在周围进食。后来有红鲤鱼被人打上来，却卖不脱。

    由羊皮坝再往西就是最无知名度的外南人民路。这里曾有大片渣滓坝。渣滓坝在更早以前叫“娃娃坟”，是埋葬穷孩子以及讨口子、鸦片烟鬼等人的地方。死人埋得很浅，经年累月，重重叠叠，因而常有白骨暴露于野。1949年以后，这乱坟岗逐渐成了成都市的垃圾场，所以被称为渣滓坝。渣滓坝空旷无人，常是“操哥”们打群架的地方，所以当时曾流行一句话叫“要打架，渣滓坝”。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渣滓坝旁边建起了“百花新村”。房子修好了却没人愿搬进去，甚至个别搬进去的人也闹着要搬出来，说是有鬼，其实那不过是人们心中的“鬼”在作怪。再后来，百花新村附近建起了一家东风机械厂，其产品“夜鹰牌”卷帘门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浪潮，很红火过一阵，电视里天天都能听到“夜鹰”的广告。

    城墙上的往事

    从城边街到外南人民路西端，即琴台路南口，路北曾经是一溜的城墙，虽然在1958年被大规模拆除，箭楼早没有了，城墙外层的青砖也被剥得满目疮痍，但横亘的墙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仍然存在，残破的城墙便成了儿童的乐园。

    放风筝，城墙上是最好的地方，那里地势高，风向好，又没有障碍物，所以每到过年后，城墙总是小朋友最向往的。我们放的风筝，都是自己动手做。风筝骨架需要篾片，如果找不到篾片的话，家中刷锅的刷把就遭了殃。刷把的竹签可以代替篾片做风筝的骨架。有小学生的人家，灶房里的刷把十有八九是撇秃了的。有一回，我连刷把也找不到，竟然将我祖祖的“响杆儿”拿来划了，结果被老人家骂了几天。城墙上的另一种耍法是灌“推屎爬儿”。城墙上荒凉，难免常有人畜粪便，也就生长了不少蜣螂。看到土洞，将一瓶装水灌进去，有时没带水就干脆灌一泡尿，不一会儿那“推屎爬儿”就被闷出洞来，成了我们手中的活玩物。

    闶麻雀也是我们在城墙上常干的勾当。用个竹筛子，下面撑根小棍子，棍上拴条长绳子，人拉着绳子躲得远远的，麻雀在空中看到筛子下白生生的大米，总是经不住诱惑，成群结队地钻到筛子下面去啄米，远处的我们将绳子一拉，“噗”地将筛子扣在地上，麻雀顿时就成了笼中之鸟，有时一筛能闶好几只。这些因为“贪嘴”失去自由的鸟儿，被我们用细麻绳拴住脚，在空中枉然地扑腾，如今想来这是很没有现代人文理念的。有一回，我将一只麻雀栓在家里，它竟然几天不吃不喝闹绝食，见它饿得快不行了，我便掰开它的嘴灌米，不料我的手刚松，它头一甩将米吐了出来。我赶紧解开绳子放飞，但为时已晚，它已没了飞的力气。后来我把这只麻雀用布裹好埋葬在花台里，但它那种“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实在给我上了一课！

    城墙根儿下则是我们逮噪鸡子（蟋蟀）的好地方，那里杂草丛生，断砖头多，藏身的噪鸡子最多。寻着叫声，搬开一块砖头，几只腿大腰圆的噪鸡子就会跳跃而起，使帽子一闶，它们便被逮进了我们用黄泥巴或竹子做的笼子中，成为用来“打架”或“唱歌”的选手，其中脑壳长得像棺材一样的“棺材头儿”和圆而透亮的“大铃铛”最受小朋友喜欢。

    然而有一天，我不敢去城墙根儿逮噪鸡子了，因为抠城墙砖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墙根儿到处凹陷，雨天被水泡涨，墙土便时常轰然垮塌。上池正街有个妇女因为抠城墙砖，结果却给埋了，待人们将其刨出来，早没气了。她的丈夫，一个蹬三轮车的中年汉子，眼巴巴地望着妻子僵硬的遗体，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一双儿女不停地哭喊着妈妈。那景象很是凄惨！成都大城的城墙已两千多年历史，历代都有修葺，最后一次大修城墙是清乾隆四十八年，由四川总督福康安督修，也就是说从1783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都大城的城墙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修过，且不断地遭到人为的毁坏，焉有不垮塌之理？

　　老渡口忆趣

    在锦里中路与西路交汇处的锦江岸边，至今挺立着一株有数百年寿命的皂荚树，树身上一圈圈深深的勒痕仍清晰可见，那是拴渡船的竹索留下的痕迹。原来这里曾经是一个老渡口，即羊皮坝渡口。

    羊皮坝渡口是何时形成的已难说清，但我曾听老人说，这里最早是有便桥的，被洪水给冲毁了，人们索性在这里设置了渡船。这渡口南岸连接杀牛巷、倒桑树直至武侯祠；北岸则与城内相通。抗战期间，为了便于城内居民“跑警报”，政府将羊皮坝的城墙挖开了一道口子，俗称“城墙缺口”，也就是今天的南塘坎街。这样，城内的南行的人通过渡口就能够到城外了，省却了绕道南城门和万里桥的许多路程。渡口的船老板姓叶，家就安在渡口。他有两条船，一条用来渡人，另一条则是他的居所。为了避免船被大水冲走，船老板用竹索将船拴在老皂荚树上，以致于那老树身上的累累伤痕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清晰可见！有年夏天，老皂荚树忽然遭到雷击，一个大枝丫被折断，树干断裂处已被掏空，洞中一条碗口粗的大蛇被雷电当场劈死。这一事件顿时在附近居民中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引出了不少迷信的传闻。儿时的我也曾跑去看热闹，蛇是没看到，却见有人拿了一个大鹅卵石把蛇洞给堵上。今天仍然能看到那蛇洞被抹上的水泥。

    渡口是我们儿时常玩耍的地方，没有两分（后来涨到了五分）钱给渡船费，就在人群中混。有一次，船老板明知我们混船，并不阻挡，等我们过河玩耍后返回时，他才露出了真面目，无论我们怎样哀求，他都不准上船。眼看天近黄昏，尚未读小学的几个娃娃急得大哭起来，绕道南门大桥，路远不说，关键是路径一点不熟，又怕走掉了，所以除了哀求和哭诉之外，真不知如何是好，但船老板却一点也不动心。最后还是一位善良的老人帮我们给了几分钱，几个娃娃才得以返回北岸。

    可恶的船老板与我们结了“梁子”，于是我们便想法报复，时常向那船上打土块和石头。正在炒菜的船老板，见锅里飞进一块土疙瘩，回头见又是这群小鬼，气急败坏地操起篙竿，边咒骂边追打。可一旦上了岸，他哪里是猴一样精灵的小孩的对手？待他回到船上，我们又在岸上气他：几个同伴儿先大声喊道：“船老板，吃不吃蕹菜？”另外几个就代船老板回答：“要吃蕹菜！要吃蕹菜！”或者干脆大家一齐吼：“船老板炒陈饭！”因陈饭的“陈”与沉船的“沉”字同音；蕹菜的“蕹”的字，在四川方言中又是溺水的意思，船家更是忌讳得很。所以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船老板简直气得死血，却又拿我们没办法。而我们却仍不饶他，如此这般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实在没办法了，终于有一天挂出了“免战牌”：老远看见一群娃娃又来了，他立即跳上岸，满脸堆笑：“小朋友，难为你们了，不要再臊我好不好？今天大爷专门撑你们到对岸耍一盘！”虽然没人敢到他船上去耍，但船老板既然下了话，我们也就没再为难他了。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那姓叶的船老板是否还健在？而羊皮坝渡口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锦江北岸的3508工厂，将宿舍区扩建到了锦江的南岸，上下班的职工仅靠渡船显然是不行了。于是，渡口上建起了钢缆吊桥，整治府南河工程，又将吊桥换成了今天那座漂亮的弧型水泥桥。而迄今仍屹立于锦江边的那株古老皂荚树，仍在向人们述说着逝去的岁月！（完）（张义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