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

    生于成都，长于成都，学成于北大、哈佛，现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者张隆溪在回老家过春节期间接受采访，以自身传奇经历解读当下“国学热”、内地考生赴港上大学等教育热点问题。

    核心人物

    张隆溪，四川成都人，香港城市大学“长江学者计划”讲座教授。1981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3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获终身教授职位。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述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道与逻各斯》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采访手记

    （2008年2月9日 成都）

    大年初三，细雨霏霏，按艾芜学校王女士的安排，我一大早就等在张教授下榻的酒店大堂。面对空空的大堂，我一直在想象：这位张教授张口会是一口时常夹杂着英语的国语吗？他会不会时常耸耸肩膀之类的？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在哈佛、加州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求学和执教。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洋派的感觉吧。

    张教授出现了，当他张口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我错了，他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成都话，动作神态和语言都很中国，很成都。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张隆溪。

    也许很多人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但说起这位成都人的经历，还是让我们这些成都人脸上颇有光彩：成都九中高66级毕业，下乡到四川德昌，回成都当了几年工人，没上过大学的他，1978年直接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杨周翰先生，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在北大期间，他凭着自己的过人才华，深得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学者青睐，和这两位泰斗级人物交往密切，他们就是朱光潜和钱钟书。

    那天，张教授在讲述他和两位大师交往的时候，话语平静，就像在讲述他和邻居交往一样。他当时和朱光潜在一个系，经常碰面，朱先生很赏识他的才华，两人交往很多，朱光潜喜欢散步，有一段时间经常是张隆溪陪着他散步，那时朱先生已经八十多了，记忆和写作难免会有一些技术性的错误，朱先生会把他写成的稿子给张隆溪看，让他看过再寄出去发表。

    和钱钟书的交往更是一个传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张隆溪作为翻译陪一个外国学者拜见钱钟书，去之前，有关方面对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钱老先生学问很好，但是脾气很大，他不喜欢一个人，立即就会表露出来，让你很难堪。一进门，张隆溪就发现，钱钟书一口流利的牛津口音，根本不需要他翻译，于是他很知趣地站在一边，绝不多言。在和那位外国学者交谈时，钱先生谈起一本重要的书，客人似乎没有留意过，而在一旁的张隆溪却对这部书侃侃而谈，这时钱先生才注意起这个青年，并且对他的见解很欣赏。

    钱先生把张隆溪叫到书房，问了一些情况，留下自己的电话，告诉他，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电话联络。

    就这样，开始了两个人的君子之交，以后的时间里，张隆溪经常给钱先生写信请教，钱先生有信必回，前前后后，钱先生给他写过50多封信，成为了张隆溪生命中的无价之宝。

    对话

    有历史有文化有传统就有吸引力

    1、故乡成都比原来好多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走过了那么多地方，成都对您意味着什么？

    张隆溪（以下简称张）：我在成都出生、长大，成都相当有意思。两年前我在《书城》有一篇文章《锦里读书记》，讲述了很多我小时读书的经历。我在成都念小学、中学，中学毕业恰好遇上“文革”，“文革”下乡后回城，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当工人，遇见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欧阳子隽先生，他在“文革”中居然保存了他的藏书，有原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以及英文文学中许多重要的作品。

    记：成都文化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成都是一个很有文化气氛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底蕴很深，有很多重要的文化遗址。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很多地名一直都没变过，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化痕迹。成都人其实是比较喜欢读书的，我觉得长沙和成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像，都是喜欢读书的地方，都对中国传统比如古文，比较喜欢。成都人的清谈风一直很盛，我中学时就常和同学们一起摆龙门阵，内容无所不包，多数是关于文化的。我1978年到北大后常回成都，1982年那次后，就一直到1998年才又回来，完全打不到方向，成都变得比原来好多了。

    2、陪朱光潜散步的日子

    记：您在北大时和朱光潜钱钟书交往密切，能让我们分享那段经历吗？

    张：朱光潜是北大西语系的教授，我读的也是西语系，他研究美学、文艺理论，这恰好是我的兴趣。虽然我是杨周翰先生的硕士，但我和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那时他已经80多岁了，经常散步，我就陪他到未名湖边散步。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我帮他领，送到他家里去，关系特别密切。

    记：他为什么看中了您？

    张：我对西方的文学理论比较熟悉，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这方面的话题。朱先生晚年写文章，有时候把年代弄错了，比如1982年写成1928年，所以他的文章发表前一定要我看了才发表。有时我给他提建议，他就会改，他的《谈美书简》就是我看了以后，才交给出版社的。我有本书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其中一部分写朱光潜先生，有一部分是写钱钟书先生的。

    记：能和大师交流，在我们看来，因为您是一个天才。

    张：我不是什么天才。我比较早就形成独立的性格。父亲生我时已经60多岁了，他去世时我只有11岁，母亲去世时我13岁，刚刚进中学。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哥哥不在成都，姐姐虽然在成都，但她有四个儿女，“文革”中也很困难。我自己住在学校，只是周末到姐姐那里去。所以我比较小就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在“文革”中，我就比较有自己的见解。虽然当时到处都在宣传读书无用，但我不接受这个论调，不相信杜甫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毒草。再加上年轻人的反叛精神，越是宣传读书无用，我越是要读书。“文革”十年，我下乡三年，当工人五年，我其实一直在读书。

    记：您几时开始学习英语的？

    张：在中学学过，我初中在28中，高中在9中，28中的老师潘森林，他很好，虽然从来没教过我，但他知道我喜欢外语，英语学得不错，就让我做很多事情，比如在黑板报上写点外语之类的。“文革”时潘老师家被抄了，但有两本书没被抄掉，一本是讲希腊罗马文学的，一本是讲英美文学的。我下乡前他把这两本书送给了我。我下乡三年就看这两本书。当时我们生产队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农民们不知道怎么用，就交给了我们知青保管，我每晚可以收听BBC，我的英语口语就是这样学的，所以带一点英国音。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加州大学开会，一个曾留学过英国的美国同事还问我在英国哪个大学上的学，说我怎么讲话像英国人。

    3、中西方教育之异同

    记：您在中国和美国最顶尖的学校都读过书，教过书，在您眼里，中国和欧美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张：我在北大呆了五年，前三年当学生，后两年教书，我觉得北大的学生的确很优秀。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学生和美国学生相比较，各有特点。总的来说，美国的学生比较活跃，喜欢表达。我在美国教书，一开始在哈佛，后来又在加州大学。哈佛是导师制，大学生的课其实很多由研究生上，我就在那里教西方文学。哈佛的学生，还有我在加州大学教过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外向，中国的学生就不太愿意说话，包括北京的学生，香港的学生尤其不爱说话。在香港教书最大的困难就是很难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学生们在班上很少发言。

    记：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我觉得是中学的教育方式，当然也有文化的原因。在美国，从小学起就鼓励学生们表达自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表达出来，中国的学生多数是老师讲，学生记，学生主动性较差。但现在有很大的改变，1998年后我常回内地演讲，发现学生们提问较多，思想也很活跃。但香港还是不行，学生基本上不发言，这也许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文化习俗，填鸭式的中学教育。

    另一方面就是香港许多学生知识面较差，尤其是研究生。我所教的研究生都是在职的，他们白天上班，没多少时间看书，在课堂上你提问，他们不见得能有太多的联想。当然美国学生踊跃发言不一定就很有想法，有时他们说话也很幼稚，但他们敢说。很多中国学生很有想法，但就是不喜欢表达，这是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最大的区别。

    记：在您看来，中国和欧美的教育方面，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

    张：中国教育的长处在于学生好，因为是从大数量的优秀学生中挑选出来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比较注重学习，都觉得学习是一个能使自己上进和改变命运的途径。但中国的教育制度我觉得有许多弱点、问题。比较而言，拿我熟悉一点的美国来讲，我觉得美国教育制度的设置比较好，一些基本课程注重扎实训练，有很严格的一套制度，你去读美国好的大学的研究生，进去后必须修很多学分，要全面了解你研究方向的基本东西，之后你必须经过严格全面的考试，才能做专业研究和写论文。

    英国的制度显得不同一点，是一种精英教育。如果你到牛津或剑桥读书，他们假定你已经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了，就不太注重课程，主要和导师见面，讨论问题，自己看书，写篇文章，就得一个学位。这样的办法对那些学习动力特别强，自己有足够研究能力的人比较好，但对一般学生就放得太松。我觉得比较而言，英国的制度在学生基本训练方面就差一点。美国的教育制度是一种大众化的民主教育，它的基本假定是每一个进学校的人都要接受基本训练，我比较认同这种教育，到了21世纪，学生越来越多，也需要大众化的教育。

    4、北大清华被“二流”了吗？

    记：此前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因为他们先进的理念，相比之下就把北大清华扫为了二流大学，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这样的说法有点片面，香港的大学当然有许多优越条件，比如奖学金给得很高，有很好的图书条件，英文书比内地大学多得多，国际上的新书买得非常多，而在内地，很多书找不到。另外，就拿我所在的香港城市大学来讲，有很多科技方面的教授，在国外已做得很好了，在各自领域里很杰出，然后回到香港工作。但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制度问题，香港的大学制度基本上和国外的大学制度没什么区别，以我自己的观察，香港的大学在学术自由方面和美国的大学没什么区别，在学术研究方面，在整个学校气氛方面，也和国外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内地一般的大学在许多条件上，的确不如香港的大学。

    另一方面，内地大学现在逐渐改善，已比过去好多了，尤其在文科方面，研究传统文化的领域，人才资源是香港不能比的。一所大学是否一流，主要看教授水平。蔡元培讲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有几个大师，就是第一流的大学，学校穷不穷是另外一回事，奖学金高不高也不绝对，钱多不一定就能收到最好的学生。

    5、“国学”热要分两面看

    记：这几年的 “国学热”您怎么看？

    张：“国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些奇怪，什么叫国学？现在理解的所谓国学，就是指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还有一种倾向是把国学等同于儒家，这种说法我不太赞成。还有一种我更不赞同的倾向，就是推动国学中带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意思是中国现在强了，要站起来，中国传统在五四以来被否决了，所以现在要恢复国学，要读经。其实关于读经，鲁迅就有文章谴责过。现在有人批评鲁迅说他是帮帝国主义张目，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没有历史感。

    记：好像冯骥才有这样的文章。

    张：我坚决不同意，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家都提倡尊孔读经，同时排斥一些西方的外来思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是抱残守缺、引向亡国的路。鲁迅说了很多极端的话，比如说青年不要读中国的书，只读外国的书。我觉得如果鲁迅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很西化，小孩都要吃麦当劳之类的，鲁迅如果活到今天，针对部分年轻人完全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的情况，也会说，年轻人不要读外国的书，要读中国的书。他的话是有针对性的，不能抛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来说他在当外国人的奴才。

    记：从正面来讲，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年轻人应该怎样来读经？

    张：我其实主张多学一点古文，我对学生也说，中文的东西要多看，不光看现代的，还要看古典的，要懂点古文。我中学时就经常到草堂去背那里的对联，唐诗宋词可以背很多。至于读经，也许不该用读经这个词，这个词太有特定的意义了。一定要读四书五经，读儒家经典，太小的孩子就去背，一点都不懂，我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读一点古文，让孩子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感情，这很重要，但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去读经，我反对。这两个东西应该分开。

    记：在现代化进程中，您怎么看文化的地位和力量？

    张：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文化是最主要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脊梁骨，没有脊梁骨就没有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也是文化的发展。据吴宓日记记载，陈寅恪在哈佛读书时说过，当时中国出来留学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是学土木工程等应用学科的，很少人学西方的精神文化传统，但如果不学这些东西，中国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把握西方的精髓。

    现在中国已经意识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了，文化其实和经济也是越来越不可分了，比如旅游，每年到法国去看卢浮宫的游客创造了多少经济收益？有历史有文化有传统就有吸引力，中国也一样，中国也在发展文化旅游。不过重要的是要重视文化传统，培养人们的文化修养，提高人们的素质和生活的品质。 （记者 孟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