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tsy

    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奇迹般的崛起一个深圳特区，由此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极。2007年，胡锦涛在两会上对重庆发展做出“314总体部署”，明确提出，要把重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四分之一个甲子，似曾相识的振奋：重庆在梦想，中国在期待，世界在瞩目。随后不久，在直辖十周年之际，重庆又和成都一起被批准为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商务部长薄熙来执掌重庆，经略城市，一时间，重庆成了世界的焦点，全世界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有善意的祝福，也有旁观的冷漠；有冷嘲热讽的讥笑，也有不怀好意的窃喜。年轻而厚重的重庆，在狂喜过后陷入沉思；直辖十年，虽已基本完成中央交给的四件任务，可城乡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社会经济还不发达，经济增长基本靠投资拉动，循环经济尚不明显，城市间的博弈竞争等等，如何加快发展，早日实现中央的部署，成为重庆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 “囚徒困境”下的渝蓉经济圈

    全球经济城市化时代的到来，注定了城市规划在客观上构成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全面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都市圈。这种跨省市都市圈是以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为准则，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限制，其成员城市应呈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协作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但在我国特殊的行政体制中，传统的行政区域概念根深蒂固，仍然采取的是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态势，行政经济取代区域经济占主导地位，成为我国发展都市圈经济的瓶颈。

    在经济学中，“囚徒困境”已成为博弈论的代名词，这里不再对其进行具体阐述。试以“渝蓉经济圈”为例，作为博弈的双方，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求得本行政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在这个前提下，很自然的我们得出双方应采取合作态度，谋求双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合作博弈。但现实态势却与之相反，近年来，川渝双方都签订了不少合作协议，可真正落实到位的却不多，有人很形象地把双方称之为“快餐时代的婚姻”。无可否认，城市政府个体理性和团体理性存在着矛盾，渝蓉双方都非常清楚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体利己行为有碍于跨省市都市圈经济的整体发展，但出于本行政区利益考虑，理性的城市政府谁都不愿意首先解除地方保护，不愿意失去眼前的发展机会和利益。再加上渝蓉双方的历史渊源，两地民间的口水仗，致使双方在实际的经济交往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非合作博弈。重庆是直辖市，在行政级别上是高于成都的，因而从心理上讲，重庆人看成都是自上而下的，而成都作为天府之国四川的省会，心理的优越感让成都人一直以一种酸涩的态度来看待重庆的直辖，不同行政级别、不同隶属关系的两个城市互不服气，双方都过度强调自身的严格优势策略，在获取对方信息的过程中，双方付出的交易成本和得到的信息量是不对称的，这里不能单纯地用比例关系来概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博弈中，渝蓉双方不管有没有行动的先后顺序，都不能够观察到对方所选择的行动，也就是说，这种静态博弈从客观上进一步促使了双方的“不合作”。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渝蓉经济圈在现阶段就是渝蓉双方“不完全信息—静态—非合作博弈”的产物。

    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学中理想绝对的“双赢”局面出现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请注意，笔者在这里用了“理想绝对”四个字，也就是说，人们在提到双赢时，必然是以自身意志为主，是相较于最坏的情况而言，它不是平均的5：5，有可能是6：4或者4：6，这里的“赢”是针对“输”的情况而言的，至于“赢”多少，只要不输就行。世界是相对的，绝对是不存在的，所以“双赢”要慎提。

    重庆市一位政府官员曾经很无奈的说，我们把路都修到省市边线了，可邻省不对接，或者说对接比较慢，我们也没有办法。中国传统行政区划形成的“行政壁垒”是不容易打破的，就现阶段来看，确实如此。也许你会说，长三角经济圈不就发展得很好？不错，这是事实，但要知道，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首先在于“上海”这个经济增长极的存在，谁都不能否认的是上海是这个经济圈的中心，首先是上海的发展带动和辐射了周边省市的发展，是这些城市主动相融的结果，而这些都建立在上海几十年经济“跑步前进”的基础上，拿重庆十年“快走”比上海几十年“小跑”来说辐射力，显然失之公平，况且二者区位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借鉴的是加快打造成“重要增长极”，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314总体部署”的首要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