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曾是父母身边的娇儿，本该享受亲人的呵护，可他们如今却身处高墙，成为一名未成年犯。看着那一双双原本应该握笔的手，如今却戴着冰冷的手铐，童真早早地从他们的脸上褪去，作为成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很多。为了剖析这些未成年犯的犯罪轨迹和心路历程，呼唤社会给他们更多、更有效的关注和爱护，本报记者近日走进江苏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与未成年犯们进行了近距离接触。

    未成年犯档案

    姓名：李明

    性别：男

    年龄：19岁（案发时17岁）

    籍贯：南京

    刑期：有期徒刑8年

    身高1米9的小明，在江苏省未年成人管教所里“小有名气”，“名气”一方面来自他的身高，另一方面是缘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的双胞胎弟弟和他同时被捕，如今也在江苏省未成年人管教所服刑。

    一对外表俊朗的双胞胎，因何双双入狱、同时服刑，他们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面对记者的采访，作为哥哥的小明非常平静。他告诉记者，他和弟弟“错就错在太想挣钱了！”以下是小明的口述。

    为了“公平”，我和弟弟同时辍学

    我和弟弟都是1989年6月出生的。妈妈说，我们出生那天，南京天气格外明朗，所以我和弟弟的名字里，一个有“明”，一个有“朗”。

    我家在南京市郊的农村，我和弟弟是村子里的第一对双胞胎。妈妈说，我们出生那天，全村人都到我家来道喜，争先恐后地来抱我们兄弟俩。可想而知，那时候我父母因为有了我们这对双胞胎儿子，是多么的骄傲啊！

    上学后，我和弟弟一直都很听话。妈妈经常说，她每次听到别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如何调皮时，总是庆幸我们兄弟俩的懂事、听话。妈妈还说，我们兄弟俩可能是在她肚子里太让她辛苦了，所以出生以后才这么知道心疼妈妈，尽量让妈妈少操心。

    童年的日子，想起来真是开心。那时候，我和弟弟每天放学都跑到附近的小山上去，摘野花、垒土丘、捉麻雀，开心极了。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遇到下雨天，我们俩也故意不打伞，而是非常“男人”地任雨水洒在我们身上，觉得自己特“英雄”。偶尔遇到一些爱闹事的小朋友，我们俩才不害怕呢，毕竟我们是两个人呢，总比他们单枪匹马的厉害吧！

    那时候，我和弟弟除了玩得够“酷”，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记得小学时，我一直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弟弟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妈妈说，她最喜欢给我和弟弟开家长会了，因为每次家长会上，老师都会表扬我们兄弟俩，有时候还让妈妈上台去介绍一下“成功育儿经”，这让妈妈觉得特别有面子。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考那年弟弟却严重失手，连高中都没有考上，而我却顺利地考进了我们县最好的重点高中。我记得，成绩公布那天，我弟弟哭了整整一夜，我妈更是急得一连三四天茶饭不思。我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好，父母是根本没有能力花钱让弟弟去读高中的！

    我永远记得弟弟那年夏天跟我讲的那句话。他说：“我们两人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是在同一个班里读书的，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分开了……”那天，弟弟没有哭，而我却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那时候的我，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了，我们兄弟俩眼前学业的差距，将会影响到我们俩未来命运的悬殊。“我们是双胞胎，有福一起享、有难一起当，要不读书就两人都不读！”就这样，我主动找父母谈，甚至以离家出走相威胁，最终迫使父母同意了我退学的要求。

    一个月后，我和弟弟一起来到南京市秦淮区的一家饭店打工。

　　我们成了窃贼的“望风员”

    刚到饭店时，我们兄弟俩被安排去端盘子，每天要干将近10个小时。客人们出于好奇，经常会给我们一点小费，但就是这样，我们每个月也只能挣七百多块钱。

    从偏僻的农村来到城市，我和弟弟看什么都新奇。那时候，我们俩一有空就去附近的游戏机室打游戏，渐渐地，我们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这些人年龄比我们大，出手更是大方得让我们惊讶。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请我们兄弟俩吃饭，光酒水就花了700多块钱，差不多是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们知道，他们很有钱，也很舍得花钱。

    2006年5月的一天晚上，经常请我们兄弟俩吃饭的阿陈突然找到我，说是想请我和弟弟帮他一个忙。我俩想都没想就跟他去了，结果阿陈把我们带到雨花台附近的一个居民楼前，让我们兄弟俩装着没事的样子，在楼下帮他盯着点，他和另一个人上楼“干活”去了。大概过了20分钟，阿陈满脸笑容地下来了。第二天晚上，阿陈不光请我和弟弟好好吃了一顿，还请我们玩了整整一个通宵的电子游戏。从他的言语中，我能感觉到，昨天晚上他“赚”了不少。

    这之后，阿陈经常喊我和弟弟去帮他“望风”，然后他入屋行窃。他对我和弟弟的要求是：就守在楼梯口，只要这幢楼一有人回来，立马给他打电话，他好立即“闪人”。当然，阿陈每次得手后都会分给我们兄弟俩300块钱左右。

    说实话，当时我们辛辛苦苦一个月，也只能挣到700多块钱，而帮阿陈望风一次，我们就能拿到300多块钱，这让我们觉得“还真是个美差”。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以为，反正我们兄弟俩没有具体去盗窃，我们只是帮阿陈望了望风，“就算犯法应该是他的事，与我们兄弟俩无关！”

    就这样，我们成了阿陈的专职“望风员”。每次他一出去“干活”，我和弟弟就守在楼下给他望风，然后第二天等着他送钱给我们。拿到钱后，我和弟弟从来不乱花，都是老老实实地存起来，等到回家时交给爸爸妈妈。我们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帮爸爸妈妈攒钱。

    血的代价，兄弟同时坐牢

    2006年6月的一天傍晚，阿陈突然喊我和弟弟跟他到无锡去，说是“有一笔大‘生意’！”那天晚上，他撬开无锡市区一户人家的防盗门，偷了两根项链还有其他一些首饰，总共价值2.5万元。我和弟弟依然是给他放哨，依然是只拿了他300块钱。

    3天后，阿陈再次带我们兄弟俩去了无锡。这次，他要求我跟他一起去撬人家的门，我没有同意。最后我和弟弟还是干老本行——望风。这之后的一月内，我们总共跟阿陈去了5次无锡，每次阿陈都是满载而归。

    看着他偷的次数越来越多，撬门的技术越来越熟练，说真的，我和弟弟都觉得越来越害怕。我们也曾经想过不跟他干了，但阿陈每次都告诉我们“再干两次就不干了”，我们也就相信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后来一直跟着他，这就是毕竟他每次都带我们分钱。我和弟弟总想着，哪一天如果能存够了在南京买房子的钱，我们兄弟俩在南京市区买一套房子，把爸爸妈妈接到城里来生活就好了！

    2006年7月的一天中午，阿陈再次在无锡一户人家盗窃时，那家人家的女主人回来了。当时，我和弟弟在楼下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阿陈。阿陈当时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等女主人走到家门口时，一把堵住那个女人的嘴，把她拖起了屋子里，然后把她捆了起来。那天，阿陈偷到3万多块钱的现金。

    当天下午，阿陈又到无锡另一个居民小区去盗窃，进门后才发现，那家有位70多岁的老人，正在卧室里看电视呢！那天，阿陈说，他反正“烦不了了”。我看到他一把勒住了老人的脖子，把老人绑起来后盖到了被子里，然后拿走了老人家里的2000多元现金。

    就这样，阿陈把无锡当成了他的“金库”，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到无锡去作案。2006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当我们作完案准备返回南京时，在火车站被无锡警察抓住了。2007年2月，我和弟弟同时接到了法院的判决书。我被判了8年，弟弟被判了7年半。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开庭那天妈妈哭得瘫倒在旁听席上的场景。那天，我和弟弟从警车上一下来，妈妈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我听到妈妈哭着大声喊了一句：“你们俩这不是要了妈妈的命吗……”我记得，我和弟弟当时都哭了。我们原本想多赚点钱给家里的，却没想到用这样的方式“赚”钱，是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现在，我和弟弟又在同一个地方服刑。想想看，我们这对双胞胎，也真是少有，连坐牢都在一起！每个月，妈妈来探视时，都是哭得眼睛又红又肿。是啊，她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双胞胎儿子，现在竟然双双坐牢了，这让妈妈如何能接受得了，又如何面对世人的眼光啊！

    错误已经犯下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好好改造。我和弟弟讲过了，等我们出去后，我们一定要用亲手挣来的干净钱，给妈妈在南京市区买一套房子，让为我们伤心欲绝的妈妈，过上好日子！

    注：文中人物为化名。感谢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及江苏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

    （口述：李明 记录：本报记者 丁岚 实习生 洪益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