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疯卖傻”

    疯狂“败”家躲一劫

    但好景不长，1963年，禹城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李宪章做小买卖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是重点清除对象。一天夜里，一位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偷偷跑来告诉他：“乡里已经列出了清理名单，你在里面，马上就要整你了，你快想想办法吧。”李宪章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年代，如果在政治上被扣上帽子，就没法活了。”李宪章说。

    情急之下，他决定“装疯卖傻”，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廉价卖掉。100多元买回来的缝纫机，2元就处理了，引来不少人抢购。村里人纷纷笑他傻，但也就是因为这样“装疯卖傻”，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卖粮筹“资”

    偷扎笤帚挣“大”钱

    殷实的家底瞬间化为乌有，李宪章一家心如刀割。不过李宪章本人并未气馁，而是想找机会再大干一场。

    不久，他盯上了卖笤帚的生意。笤帚家家户户都需要，制作简单成本低，并且当地政府对卖笤帚这样的小买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干就干，李宪章花了一周时间向邻居学习扎笤帚，紧接着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准备夜里偷偷躲进地窖扎笤帚。问题又来了－－－－他没钱买扎笤帚的笤帚苗。李宪章狠了狠心，想把家里的口粮卖掉。父母一听死活都不同意。那时一家四口人一年只有400斤口粮，根本不够吃。母亲甚至跪在地上求他：“粮食是命根子，千万不能卖啊，卖了咱一家人就没法活了！你不过日子了？”“娘，你放心，我卖一斤粗粮准给你买回两斤细粮来。”李宪章铁了心，没过两天，他一次卖了100斤粮食，买回400斤笤帚苗。

    从此，李宪章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接着隔三五天向队里请一天假，悄悄地担着一担笤帚，走十来里路到禹城集上叫卖。他还记得第一次卖笤帚，50把笤帚一天都卖完了，拿着挣下的钱，他兴冲冲地买了10斤小麦回家。母亲看到粮食，气消了一半，不过还是担心地说：“千万别再让人查了。”

    好的时候，李宪章一次卖近100把笤帚，少的时候也能卖一二十把，一把笤帚卖一毛五，除去成本能挣7分钱。一个月下来，他竟能挣个七八块钱。“那时候一月挣七八块钱，在农村可不得了啊。”李宪章说。

    济南卖货

    两天三夜不睡觉

    时间一长，李宪章不再满足禹城的小市场，而是盯上了济南的大市场。1965年春的一天，他担了一担共100把笤帚，乘火车到了济南。中午开始在大观园附近叫卖，晚上9点就卖光了。李宪章尝到了甜头，第二次去济南担了两担共300把。每担笤帚有70多公斤，他下火车后根本没法一次担走，就先担一担走二三十步，放到地上，再回头去担另一担。

    笤帚多了，乘火车不方便，他就向生产队借了个独轮车，推上400来把笤帚，晚上10点从家里出发，走60多公里，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来到济南。因为他往往只请一天假，所以卖一天笤帚后，他又连夜花7个多小时赶回家里。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就花1毛钱买斤地瓜吃。“有时晚上卖完货，我就连夜赶100公里到乐陵收笤帚苗，第二天下午再赶回家。一趟下来两天三夜不睡觉，我和别人说别人都不信，队长听了还说我在瞎编。”想起40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李宪章唏嘘不已，“多亏那时候年轻，身体好，要不可扛不住。”

　　主动降薪

    换回“无形资产”

    就在李宪章凭着超人的毅力开始二次创业时，国内政策又开始收紧。从1970年开始，李庄成立了笤帚厂，李宪章不得不停止单干，为笤帚厂跑起了业务，这一干就是14年。

    当时厂里的工人每天挣3块钱，李宪章却主动要求降薪，每天挣9毛钱。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我和别人挣一样的钱，那我的活他们也可以做，但我挣9毛钱，就没人敢和我争这份工作。虽然挣的钱少了，但我可以通过在外跑业务，认识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知识，这种‘无形资产’是很难用钱买到的。”

    获得“无形资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济南，李宪章费尽心机找到一份驻济各单位的名录，接着一户户上门去联系业务。有一次，他来到济南四建公司。没等他把话说完，公司的财务科长就把他推出门外，“我们向土产公司买，用不着你的笤帚。”被拒绝后，李宪章又去了几次，仍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偷偷蹲在公司大门边，等公司一下班，他就悄悄地跟踪这位姓刘的财物科长，到人家家里推销业务。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这位科长终于同意进他的货。靠着不懈的努力，李宪章将济南的单位一个个拿下，最鼎盛时期，济南年笤帚需求量60万把，李庄笤帚厂一家就提供了40万把，占整个济南市场的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