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地震能够预报的李四光，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其思想又在学术界引起波澜，话题又回到了从前：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

    这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为我国地震灾害研究贡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他们中多数人已年过古稀，并且

    早已不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但是，当灾难再次降临的时候，他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在5月19日开了一个座谈会——“从汶川地震看地震预报”。

    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评委赵文津，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苗培实，原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李四光秘书多年的马胜云，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王泽九，李四光先生侄子、原上海海事大学教师李熙亮，中国地震局地壳研究所研究员王恩福，中国地震局地应力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宏。

    座谈会上，这些专家提出三点建议供国家决策部门参考：

    一、从科学攻关的角度，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对此，所有研究者都应以极大的信心、勇气扎实工作。地震和任何一个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可以逐步认识的。研究地震的目的，不是防止地震，而是要成功地预报地震，最大限度地保全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二、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需要有个大的改革。地震预报工作的指导思想、研究路线和管理体制上要向有利于科学研究、破解科学难题的方向改革调整。

    三、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对地震工作有系统的论述与研究成果，应该更好地继承并对之作系统、全面的整理，以供参考研究。

    邢台地震后的断言

    参加座谈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曾经是领先的。1975年2月4日，在海城发生的7.3级强烈地震，由于我国科学家成功作出了预报，减少了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中国第一代地质与地震学家李四光下过这样的结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恩来总理说过这样的话：“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马胜云说，地震预报是可以解决的，这是李四光在邢台地震后不久就断言的。当时就有人说，地震预报像日、美等发达国家都没有解决，所以中国只能等待，中国只能等着别人解决了，自己才能解决。这种思想在当时遭到了中央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唾弃。

    王泽九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作为一种坚定的科学信念，首先要看其基本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其次要看是否有成功经验。只要发现了科学规律，地震灾害就能预报。李四光不仅提出了科学理念，还在实践上作了系统安排。比如，他曾亲自领导建立了三个以地应力为核心监测内容的地震监测台站。后来，由于地震研究工作归口管理等体制原因，地质科学院基本上就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李熙亮说，李四光在地震预报方面，提出过地应力测量的概念，地震本身就是地壳在地应力作用下发生的现象。但是有些人可能因为观点不一样，而把这种观测方法忽视了。这是不恰当的。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要坚持去做。“在这次来的时候，几位专家给我看了一下‘地应力’测量情况，确实也有明显的反映，只是因为工作的布局分工，而不可能很完整地把它提供出来。”

    如何促进地震预报攻关

    这些专家认为，现在中国的防震减灾事业需要有个大的改革。他们强调，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指哪个部门、哪些人工作出了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向科学。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难题，很难设想一下子攻克。但更不能设想中国地震局一家能包办到底，一条路就能解决难题。这需要多条研究路线探索，踏踏实实做工作。

    赵文津认为，如果从体制机制上去促进地震预报攻关，那地震预报是可以提前一两代人实现的，当前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

    一是指导思想问题，即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如果认定“地震是不能预报的”，那么再去解决地震预报就有些强人所难。地震不能预报的理由有很多。同时，称地震不能预报，问责制就问不到头上。但是，如果认定“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就必须脚踏实地地研究，不能有一丝马虎和侥幸。

    二是研究路线问题。目前应用的测震学的主流方法，是将表象集纳总结寻找规律，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不是很有效，很难抓住地震前兆。这个方法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但也应该让别的技术和思路进行科学探索。同时，在实践中，测震学要真正应用综合的方法，要研究地壳是怎么运动的，力是怎么作用的。

    三是管理体制问题。美国管搞地震的叫地质调查局，英国也叫地质调查局，而中国就把地质与地震割裂开来，把一个统一的地球分成几家去管，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都在分管不同的领域。比如，国土资源部负责地质灾害调查，像滑坡泥石流，不仅与气象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地震关系密切。不研究地壳运动与地震，又如何能研究地质灾害呢？研究这些问题不能从局部着眼，不能就事论事，否则，是永远弄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