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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年卡寄予的是深情

2016-12-28 11:06
来源: 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杜雨洲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詹福瑞

  因为手机之故,年节问候,都省了纸墨,很少用贺年卡了。一个群发,上百个问候、祝福,只在一瞬间就“搞定了”。节约了时间,减却了麻烦,但是否也减少了问候的真诚,减轻了祝福的分量呢?

  贺年卡的来历,多以为来自欧洲。其实,中国早在秦汉就有用竹木做的“刺”来拜年的,唐代改为用纸。“刺”者,名片也。投刺,就是递名片。逢年之时,如在名片上写上祝贺之语,名片就变成了贺年卡。到宋代拜年帖已经常用,我们能够见到的贺年帖,是宋代秦观的手状:“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敬贺正旦,即恭贺新年。

  不过,贺年卡在中国真正时兴起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起始时,贺年卡多比较质朴简单,一张硬板纸,印上收信人的邮编、地址,寄信人的邮编、地址就行了。后来,单位、个人自做贺年卡,贺年卡开始呈泛滥之势,形式也越来越繁缛富丽。

  旧时,逢年寄贺年卡,多是个人关系,所寄者不是亲戚,就是故交新友。80年代以后的贺年卡,却不再局限于亲朋之间,有了单位行为、职务行为。笔者每年收到的贺年卡一般在三四百封,寄出的则在三五十封左右,以老师和学界前辈的居多。因为是前辈和老师,回复的也不多。想想自己,除非前辈和同辈的要回复,学生晚辈的贺卡,一般也是不回的。如每封必回,也是不小的负担。也有例外,那就是王运熙和罗宗强先生。

  二位先生都是笔者十分尊敬的学者。古代文学界不乏优秀学者,但开山开派的不多。笔者以为二位就属于这样的学者。王运熙先生早年研究六朝乐府与民歌,研究李白,成绩卓然。后来主持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成文学批评史的复旦派。罗宗强先生最早研究李白、杜甫,后来专攻文学批评史,创造出结合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倾向探究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路数,开辟了南开文学思想史的一派。

  二人都是笔者博士论文评阅人,罗宗强先生还是笔者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按旧说,二人都是笔者的“坐师”。加之笔者和他们的研究方向接近,多少年来,常在一起参加学术活动,求教机会不少,故觉亲近。每到过年,即寄贺年卡问候。而二位老师的习惯,是每信必回,为人醇厚,古风犹存。

  对笔者寄去的书信,罗先生每封必回,宣纸,小楷,行书,言简意长。2016年复信,因傅璇琮先生逝世不久,罗先生颇怀感伤:“福瑞先生:谢谢您的新年贺卡。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您诸事顺利,事业有更大进展,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前不久,傅璇琮先生辞世,让人感伤不已。一代学人,为中国学术作出如此巨大贡献,提携后进,有口皆碑。于弟而言,数十年交往,一旦永别,数日难以言说,感喟怀念不已。从中华书局有关信息中,知您亦赴傅先生告别仪式,故人义重,可敬可敬。手抖,书不成字,见谅。”读到此处,不免让人潸然泪下。

  王运熙先生一直患眼疾,视力不佳。他回信多为一页。礼节性的问讯,且告以近况。有时回信稍晚,一定说明原因。较早给王先生的贺年卡,多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元旦,寄去贺年卡,王先生过了月余才迟迟回信。信中说,自己已经退休,不带学生了,加上体衰,很少再去单位,所以贺年卡收到较晚,以后再寄信,可直接寄到家里。听说王先生退休,笔者颇感意外。王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国内与他同辈且学术成就相当或不如他的学者,多留在教学岗位继续工作,复旦虽是大户人家,这样的学者恐怕也不会太多吧。2011和2012连续两年,笔者给王先生寄贺年卡,都不见回复,后来才知道,王先生遭遇车祸住院。

  晨起坐在窗前,整理来信和新年贺卡,突然感到,前辈学者日渐凋零,仅上海,近几年仙逝的就有王元化、章培恒、王运熙等先生,即使不是世风转变,仍以贺年卡拜年,也是日渐投不出去了。

责任编辑:杜雨洲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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