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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蜀汉文化“铁三角”

2017-05-10 14:30
来源: 华西都市报
责任编辑:张维

  1843年盛夏,曾国藩入川,写有《初入四川境喜晴》七律一首,其中有“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名句,昭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楚地的生意经与蜀地高蹈的英雄气场。这个话所指的源头,自然是在蜀汉三国那里。

  西汉至东汉,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已基本形成;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中心,虽然从刘备建都到后主投降才短短42年,但成都在三国文化里面的核心地位当仁不让,而且是三国文化的“首府”,既是“首府”。其凝聚的核心在哪里?

  刘备庙

  南北朝时在旁再建武侯祠

  成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座帝陵。一是惠陵;二是成汉李雄的安都陵(位于成都武侯区。封土呈驼峰形,高度约为5米,陵墓周长约60米。地面早无建筑);三是前蜀王建的永陵;四是后蜀孟知祥的和陵(位于成都市北郊约7公里的磨盘山南麓)。其中所建年代最早、影响最大、又是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便是刘备的惠陵。毫无疑问,惠陵不但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帝陵,而且是唯一保存至今、毋庸置疑的三国时期皇帝陵。

  惠陵还是一座合葬墓,除刘备外,还葬有甘夫人和吴夫人。历代修葺,均有史志书、舆地书等详细记载。在旧时坟堆甚大,异峰突起,成为回望城内皇城的一个瞭望台。有了惠陵,后来在旁边修建刘备庙,南北朝时候在刘备庙旁再建武侯祠。

  惠陵边那棵盛传为诸葛亮手植的古柏,俨然已经成为他鞠躬尽瘁的象征。“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这便是唐朝诗人雍陶对其气场的描绘。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陆游记》记载,有一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小树枝,制成手板,以书写记事,被记入后来的一种《图志》,遭到批评。可见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土皇帝节度使,也不能擅取武侯祠一草一木。

  “铁三角”

  桃园三结义的民间表现形式

  在成都城内就存在一个蜀汉文化的“铁三角”。如果以浆洗街为南北纵向柱,偏西方向是刘备墓惠陵,东北方向四五华里是关羽的衣冠庙,西南方向四五华里是张飞的衣冠冢(成都民间把位于如今华西医院高干病房区之内的小土坡认为是“张飞墓”,实为“成汉贵族墓”,在1985年成都市考古队就发掘过,出土有上百件文物。但这一误会深切体现出成都百姓对张飞的缅怀之情)。

  成都市考古队蒋成曾经表达过自己的猜测:“三国和四川渊源甚深,离此墓不远的武侯祠有刘备的惠陵,洗面桥旁有祭祀关羽的衣冠冢。此三处如三角形三个顶点倚角而立,恰如桃园结义之三兄弟。”从位置而言,三个坟地恰如三角形,三个顶点倚角而立。位居坤卦的天府之国,成都的城南风水之所以出类拔萃,看来均是事出有因的。本土民俗史学者帅培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铁三角”的意义,这个三角区域,应该是成都地域文化最为重要的所在之一,更是蜀汉历史地理的精华所在。因为围绕这个三角区域,惠陵、武侯祠成为核心,黄忠墓、赵云墓地以及洗马池、万里桥、诸葛井、九里堤、向宠墓、庞统墓、马超墓、张飞营、牧马山等等蜀汉历史文化点位层列其外,构成了蜀汉三国英雄文化的一个有序分布。

  其实,这一“铁三角”布局早已形成。南宋《方舆胜览》记载:“关、张祠……俱在府西七里惠陵左右。”宋朝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将分布说得很清楚了,刘备庙在东,惠陵在西,武侯祠在庙的西偏稍南,君臣紧紧相依。《明一统志》中更有“铁三角”详细地理分布记录,并说到了洪武初年,才把诸葛庙与惠陵“合庙祀之”。由此,武侯祠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王家祐主撰的《汉晋夕阳——三国旅游寻踪》即认为:“刘备的惠陵与关羽衣冠庙、张飞桓侯祠,呈三角排列,这绝非偶然,而是民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表现形式。遗憾的是今天仅存刘备的惠陵,而他两位兄弟的祭祀遗迹却荡然无存了。”

  洗面桥

  刘备祭奠关羽捧河水洗脸

  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这三个地点,说的就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兄弟。巧的是其中有两个都是衣冠冢。

  衣冠庙位于成都南门外神仙树街附近。当年关羽败走麦城被害后,尸首取不回来,蜀国百姓只得堆土为衣冠冢。冢前有庙,则称衣冠庙。《四川通志》说,这是刘备用衣冠招兄弟的魂,再葬于此。从这一记载分析,衣冠庙应该在蜀汉时就存在了。后来,关羽自宋徽宗始就被历代统治者尊崇、加封,衣冠庙也得到修葺,但到明朝末期基本上已经毁坏殆尽。到清初重建,进入民国后,逐渐残破不堪。在1950年之前,墓、祠全部毁灭,这成为仅留其名的历史陈迹。

  与衣冠庙相连的是洗面桥街。相传刘备每次来祭奠关羽时,走到附近桥下,都要捧一把河水洗脸,以示虔心:他是渴望通过滔滔东去的锦江水,带去对死于临沮(今湖北省南漳县)的二弟的思念。洗罢,再到庙里拜祭,所以那桥又叫洗面桥,后来更衍生出洗面桥上街、下街、横街等地名。而在玉泉街和小关庙街,都有奉祀关羽的祠庙。

  另一个衣冠冢是三弟张飞的。张飞谥“桓侯”,后人在万里桥与衣冠庙之间择地建立了纪念祠堂和衣冠冢,那条巷子即因此而得名。但该祠早已湮没。张祠在巷子的东南方向,冢旁立有石碑,上书“汉张夫子衣冠墓”,格局与他二哥关羽的相类,都是前庙后冢。

  刘关张三弟兄,当初结拜创业,情深意重,可谓感天动地,所以两千年之后,他们在成都的地望上还密切相关,彼此拱卫。

  旧时,提督街有清初修建的三义庙(1997年因城建需要整体迁建于武侯祠内),四进五殿,里面曾有一副佳联:“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犹同伴;合义合,战义战,自昔铭勋匪异人。”称赞刘备、关羽、张飞结义,共图大业的情义,说他们三个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以至千秋共同享受祭祀。但彪炳千秋的,还是“义”。

  和平街

  五虎上将赵子龙的洗马池

  赵云墓位于四川省大邑县东郊1公里的锦屏山。冢大如丘,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四周有石砌女墙,古柏森森。墓前有清幽雅静的木结构四合院建筑,正中竖有高2.5米、宽1米的康熙年间镌刻的墓碑,上刻“汉顺平侯赵云墓”七个篆体大字,两侧刻有填金对联:“赤胆永佑江原父老,忠魂犹壮蜀国山河”。匾文:“永烈千秋”。当时在墓前另建有子龙庙,为明朝兴建的三重殿宇,塑有赵云以及儿子赵广像。由于赵云广受乡民爱戴,墓地保护较好。阳春三月,乡民就在子龙庙举行庙会,歌舞杂耍,茶棚酒肆,异常热闹。

  和平街原名子龙塘,俗称“子龙洗马池”,相传是赵云故宅遗址。有占地6600平方米的池塘,可以泛舟,塘坎上立碑“赵顺平侯洗马处”。晚清,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写有对联:“两字勋名高北岳;千秋大义谏东征”,从大节出发评论蜀汉英雄,赞美赵云名望和功绩高于北岳的大将军,无愧于“顺平”(省文史馆张少成先生特意指出,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二字谥号。清嘉庆时(1815年前后)为周氏世居,同治时期房子易主,建为芙蓉池馆,楼台亭榭皆依地缘而构造。四川总督骆秉章死后,提督周达武购此屋建祠奉祀,街名亦改称骆公祠街。清末改祠为迎宾馆,民国时改建为小学;池畔的祠堂短期作为成都市参议会会址。1950年代以后池子被填平,改称和平街。

  民国时期,侨居四川的洋人尤其是日本人,祝贺、迎送亲朋或者举行宴会,一般都在城内的骆公祠、西来寺、满城内的关帝庙,以及东南方向的望江楼举行。并非为了纪念蜀汉英雄,而是那时这些点位逐渐具备“公园”的交际功能。

  黄忠墓

  清朝被掘 动乱年代被毁

  刘备在公元221年称帝时,封黄忠为“关内侯”,位列五虎上将。223年病逝并葬于定军山下,谥号“刚侯”。《三国志》里并未有过黄忠辅佐刘备功绩最高的评价,但为何成都的黄忠墓颇有些不一般?

  清道光五年(1825),被授为湖北天门县县令的学者刘沅,在成都西郊化成桥侧鸡矢树村的自家农田内,相继出土发现了“黄刚侯汉升之墓”墓碑和人骨架、剑、玉等文物,他认为尽管黄忠死在定军山,但依礼制,忠戚勋臣、封疆大吏出守边陲,一旦病逝,也会扶柩回朝安葬,或在原郡建立生祠衣冠冢,所以不能排除黄忠先葬定军山,后迁葬于鸡矢树村,现在既有墓碑,那就理应修复。

  刘沅主持修墓建祠,墓地侧立有黄忠像,命其子刘桂文撰写楹联:“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惟公绩最;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祠高”。对联肯定了黄忠在北伐中原的多次征战中,攻城略地,为刘备称汉中王奠定基业所立下赫赫战功。然后,又再介绍祠墓与南郊汉昭烈庙遥遥相望,老英雄的功业与祀祠同高。此地后称为黄忠坟,一度为黄忠大队,今为黄忠小区。动乱年代,黄忠墓被毁。另据民国初年隐沪山人的《拍案惊异记》记载:清朝道光年间,有人在成都东门外掘得一座古墓,谓之黄忠墓。华阳县知县郭志曧亲往查验,看见一方刻有汉隶的石碑,古意盎然,字径方寸,笔法古朴:“汉赠大将军黄忠之墓”。此聊备一说。(文/蒋蓝 绘图/李潇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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