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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成都市档案馆档案修裱师 蒸挑刷妙手修复档案

2017-06-09 09:57
来源: 华西都市报
责任编辑:郑玮

  修裱师正在整理破损的档案。

  “这块找到了!”坐在操作台一角的档案修裱师张士兵,用镊子轻轻地从一小堆发黄发黑的纸张中剥离出一小块。眼睛闪亮的光从眼镜框里穿透出来,张士兵露出孩子找到心爱玩具时的笑容。

  6月8日,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260号,在如“鼎”样庄重严肃的成都市档案馆大楼12层,张士兵和他的伙伴们又展开了一次“寻宝”之旅。用他们的话说,“尽管已从业三十年,新的每一刻到来前,你都不知道,又将打开历史的哪一个角落。”

  外行或许会认为档案工作很“死”,偏偏这一群人又把它做“活”了。

  “慢工出细活,每当你坐个半天,修好一张档案,让历史复活的感觉,很有成就感。”老师傅张志平亮起嗓门说。

  蒸、挑、刷

  慢工细活 暗藏太多功夫

  进入六月,一本《民国时期各省税务管理局组织暂行条例卷》成为张士兵他们主攻的修复对象。操作台上,一堆黄黑色的档案材料,有些破破烂烂,有些却紧紧黏成一叠,难以拆分。

  如何对它们进行修复?

  “先要蒸笼‘蒸’,慢慢软化,再用镊子一页一页分开。”张士兵一边解释,一边死盯着手指间镊子挑针和宣纸之间跨越时空的“紧张”对话。

  “有的档案已经完全絮化,纸张拧成了一团。要先用水浸湿后,拿干毛巾吸水裹干,再慢慢地挑开,抹平。”张士兵抬头舒了口气说,“捋好文字与文字之间的排列,以免引起错误。”

  站在一旁观摩老师傅手法的周敏不禁感叹,看起来只是蒸、挑、刷的工作,实际上暗藏太多功夫。“刚进入部门时,我在报纸上刷浆糊试手一年,又反复模拟修裱后,才敢开始修复一点破损不太严重的档案,‘档案砖’完全不敢碰。”他说。

  “糙”汉子干起细活,一点也不含糊,有时候修复一张档案就得坐上一天。而磨炼出这样的耐心,张志平自有妙招:“在修裱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往往闲下来,张志平便一头栽进笔墨纸砚中。所以在修裱过程中,张志平常常琢磨百年前书写人的笔法。“你别说,这以前能在政府写公文和布告的,都是专门的写匠。虽然还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的书法,但是也各有千秋,算得上可以品鉴的好字。”

  粘连在一起的档案要高温蒸过后才能拆分。

  手工活

  竹片镊子 比机器更管用

  宣纸,棕刷,浆糊盆,镊子,起子,人工手削的尖头竹片……

  修复档案的工具一点都不现代,看上去土极了。张志平用藏在档案馆大楼里的老作坊来比拟自己的工作场地。目前,技术保护部所使用的工具和保留的手工艺,大多和百年前相似甚至一致。

  “拿最简单的浆糊来说,都是我们用已除去面筋的淀粉,调和而成。”张志平介绍,每天会根据工作量进行调制需要的浆糊量,如有剩余,全部倒掉。“这东西就跟牛奶一样,第二天就会酸掉,粘合性就会不好。”

  修裱现场,张士兵在操作台上铺开了一张塑料材质的油纸,轻轻地将一张残破的档案背面置于上方,棕刷蘸水,再均匀有力地向档案挥洒,通过水的张力,使纸张平整。当水分完全浸透档案后,一根裹成条的毛巾均匀地碾过档案,吸干多余的水分。几秒后,盖上一张A4大小的宣纸,“这个有韧劲,不褪色,易保存。”

  宣纸与修裱档案贴合后,张士兵熟练地在纸上刷上一层浆糊,“赶走”气泡。“动作要轻,要时刻保证档案的平整和完整。”这样的力度掌控,也只能靠人工完成。早些年,档案修裱机入驻档案馆,可提高档案修复工作的效率。

  “很多破损严重的,还得靠我们的双手。机器有时候没法掌控,一不小心就会损坏档案。”张志平感叹道,“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术,早就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在正常的保存条件下,再过个百年没问题。”

  所有的修裱工序完成后,需要对成沓的资料装订成册,这时登场的裁纸刀几乎是“黑科技”一般的存在。其自带刻度和切刀,代替自制木尺,方便对齐裁剪,称得上是最“先进”的工具。

  用刷子刷平修复的档案。

  修裱那些事

  用棍棒抬修复袁世凯布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士兵和张志平还在当时位于龙泉驿的成都市第一档案馆办公,平日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一台电视机。就是在这稍显清淡的生活里,两位师傅遇见了一生最有意义的一次修复。“明天要修复一个宝贝!”正埋头工作的张士兵接到一个新任务。他心里不禁犯嘀咕,哪次修裱的不是宝贝?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次的任务是修裱袁世凯的布告。

  石头砌起的“库房”里,有一麻袋一麻袋“未见天日”的老档案。在一次整理中,师傅们偶然发现了一枚盖有袁世凯红色印章的布告。这份档案,记载着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内容,为那段风云动荡的岁月再添佐证。

  泛黄又厚实的纸张,被叠成了方块,折痕处已经断裂。平铺后,长4.06米,宽1.33米,面积达5.4平方米,布告上的字遒劲有力,图案也清晰可辨。布告太大,一两人搞不定,技术部的六名同事全体出动,分工合作,足足忙了一上午。

  操作台不够用。刷浆糊时,有的同事还得搭起板凳牵开布告。“修裱时用水浸湿后更重。”张士兵回忆,当时六个人,用了四五根棍子才把布告抬起来进行晾干。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持受力均匀,大家移步的节奏都得一致。

  张士兵和同事修裱还原的这份袁世凯布告,如今已是成都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这是全国唯一的,也算目前为止发现文字最多,幅面最大的单份档案,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荣幸。”张士兵说。

  用竹片挑出档案碎片。

  “废纸”经过修裱

  发现了家风家规

  2016年国际档案日前夕,成都市民刘德忠在一份捐赠协议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将刘氏家族传承200多年、多达420件的契约和税票,无偿捐赠给成都市档案局。

  爬满点点蛀洞和霉迹的各类“废纸”,一年后,经过修裱,整理,归档,又重新闪现出意义。

  在去年的一次档案查阅中,一张修裱好的刘传凤进京拜帖引起了刘德忠的注意。出于对这位曾在同治年间中过举人的先辈的好奇,几经查阅,刘德忠更是发现了其留下的教材和手稿。

  “捐赠前,只知道有些家里的宝贝,现在经过修复,编号整理,更加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刘德忠办理好查阅手续后,拍下了刘传凤曾用过的私塾教材和手稿,请专业人士进行了解读。

  “里面是文言文,因为自己也不懂,经人一解释,才知道当时所教授的是家风家规,比如崇文重教、重德树志。”刘德忠说,自己仿佛又抓住了一条家族珍贵的生命线,立即根据解读拟出了刘氏家风家规,准备在每次的家族聚会中都拿出来诵读,以承先祖精神和意志。

  新闻资料

  6月9日,国际档案日

  1948年6月9日-11日,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决定成立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并通过了ICA的第一份章程。其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为了全人类”保护好档案,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档案和文件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一样具有同一性。

  2013年,国家档案局决定自该年开始,把每年的6月9日即“国际档案日”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日。

责任编辑:郑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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