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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四川丨“毕摩”后代的坚守和彷徨

2017-07-14 14:48
责任编辑:杜雨洲

  ▲6月8日,沙马里姑正在展示爷爷沙马尔各留下的“传家宝”。摄影:刘时堃

  6月的微风轻抚过波光粼粼的彝海,密密的树林发出阵阵低语。52岁的沙马里姑仰头望着面前的彝海结盟纪念雕塑,入了神。阳光照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一道道皱纹犹如黑色大地上纵横交错的沟壑。

  “这是我爷爷。”他手指的方向,是雕塑右侧一位身披“查尔瓦”(彝族披风)的彝族汉子形象。仔细辨认,眉眼间,他们竟有些相似。

  1935年5月,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途经凉山冕宁。彝海畔的“歃血为盟”使红军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在彝族兄弟的沿途护送下,红军队伍顺利穿过密林,最终强渡大渡河。雕塑右方的男子、沙马里姑的爷爷,便是82年前见证这一伟大历史瞬间、为刘伯承和小叶丹主持结盟仪式的“红色毕摩”沙马尔各。

  与“神”对话

  “毕摩”,在彝语里的字面之意是“有知识的长者”。他们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知识最渊博的人,也是诸多重要仪式的主持者。认为万物有灵的彝族群众相信,“毕摩”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身份如同祭司。

  然而,面前瘦削、黝黑的沙马里姑看上去并不像一位学富五车的智者,更像一位普通的农民。他的汉语里带着浓浓的彝腔,常常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彝语。

  他已经当了27年“毕摩”,主持的祭祀仪式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场。

  沙马里姑20岁时才跟着师傅学习,“虽然学了5年,其实也只能学点皮毛,比起师傅和爷爷,我差得太远了。”他说。

  “有些家里‘不清净’的来找我去做个仪式消灾避难;有生病的会来找我占卜,看看应该去什么方位求医;家里有远方归来的亲人,会请我去祈福;有人远行,也会请我去祈祷平安顺利;婚丧嫁娶,老百姓会找我算日子……”

  祭祀仪式正式开始前,沙马里姑会先在院坝里升起火堆。“升起的青烟会告诉‘天神’,这里将有一场祭祀。”随后,他进入堂屋,在火塘边坐下,开始念经。

  沙马里姑珍藏着一本经书,那是一部从爷爷手里传下的老古董。纸张已经泛黄,又薄又脆,稍不注意,一些书页就散落下来。当年,家中许多的经书毁于“破四旧”和十年浩劫,只有它和两件法器——铃铛和形似竹筒的“维土”保存了下来。

  18年前,沙马里姑重新誊抄了一遍经书。“老的经书上很多是古彝文,这些文字只有‘毕摩’才能看懂,我誊抄的时候把古彝文改成了现代彝文,便于以后的子孙读。”他说。

  如今,老经书卷在一个棉布袋里,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家里的“菩萨柜”中,并不轻易示人。

  沙马里姑说,念经的时候,如果用手指着经书是“大不敬”,如果非要指着读,须用一个形似扇子的法器“奇柯”。

  祭祀正式开始时,他左手持“维土”,一边念经,一边在右手上磋磨。

  “这些经文内涵丰富,有许多是关于人、动物、植物的起源。彝族文化与祖先崇拜密不可分。经文中饱含着彝族先民对世界最早的认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二级译审王昌富解释说。

  经历了上百年风霜的“维土”黑得发亮,沙马里姑依然继承着古老的传统,在祈福时,对着每个成员念上一段经文,“让每个人的灵魂归位”。

  如果是一场家人远行,求平安的仪式,沙马里姑会让这户人家准备一只公鸡。

  念经完毕后,他先用刀把敲打鸡头3下将其击昏,再用刀刃压着鸡舌,从嘴部切开,放出鸡血。随后再继续念经,整个过程将持续一个小时。

  “不同的仪式会用到不同的祭品。如果要为生重病的人‘续命’,就要用到更大的祭品,比如羊或猪。”沙马里姑说。

  “为老百姓消灾避难、求福祈愿是‘毕摩’的职责,无论富贵贫穷,只要有人来请,就必须去。”沙马里姑说,“算好了日子,不管刮风下雪,必须准时赶到。毕摩‘作毕’不是做生意,报酬是随意给的,信义最重要。”

  沙马里姑更在意别人对他的尊重。“10多年前,一家人从昭觉县专门到彝海来请我去送祖灵,直到现在,他们看到我,都要给我买酒喝。”他笑着说。

  现在的彝海村,家里有老人的家庭一年多少还会请上几次“毕摩”,传统的民间信仰至今深植于乡土中。在村民阿尔约子莫看来,“毕摩”既有学问又能帮助自己,生育、婚丧、疾病、节日、播种,生活中处处离不开他们。“如果没有‘毕摩’,我和家人就得不到祖先的庇护。”她说。

  “就像汉族人在老人去世后要烧纸钱、披麻戴孝一样,彝族老人走了,一定要有‘毕摩’为他(她)诵经,这不能完全归结于‘迷信’,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的保持。只有念了经,儿女才算尽了孝,送老人的灵魂回家了。”彝海村党支部书记马强说。

  半路出家

  32年前,在家人的共同决定下,沙马里姑被选定为继承“毕摩”事业的传人。

  起初,他是不愿意的。“那时候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了,对这些老东西不太感兴趣。”

  在过去,“毕摩”家族选定的传人往往七八岁时就要送去学习。沙马里姑20岁才起步,算是“半路出家”,但他拗不过母亲的劝说。

  那一年,彝海村已经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有一段时间,家里分到的5头山羊陆续死掉,母亲和大哥也久病不愈。找到一位老“毕摩”占卜之后,老人说,沙马家的后代应该有一位去当“毕摩”。

  1985年冬天,刚过完彝族新年,沙马里姑告别了家人,先坐上两个钟头的客车到了石棉县,又走了6个钟头的山路,来到了农场乡(今新棉镇)海拔2000多米的老熊顶。

  那里居住着他的师傅,一位远近闻名的大“毕摩”——75岁的沙马马海。

  老人与沙马里姑的爷爷是堂兄弟。1935年,他们共同见证了彝海畔的结盟。后来,沙马马海还一路为红军担任向导,在彝海与安顺场之间的深山密林中往返了8天8夜,最终将红军安全送出彝区。

  拜师学艺的日子很苦。沙马里姑白天要帮师傅家干农活,种地、砍树、背柴……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走上两公里的山路,背水回家。

  农活干完后,才是真正的学习时间。

  “最初,师傅教的不是经书里的内容,而是一些做人的道理。”柴火噼啪作响,沙马里姑目不转睛地看着火苗,陷入了回忆,“心中装廉耻,道德品行端。”至今,他还对当年火塘边沙马马海讲述的彝族传统家训《玛牧特依》中的字句记忆犹新。

  后来,师傅开始教他读经书。“家里有四五十册书,师傅全都倒背如流,他是一位真正的大‘毕摩’。”

  从语言文字、天文历法、药学医学、风俗伦理、社会历史、占卜打卦再到各种咒语……跟着师傅父子俩,沙马里姑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着知识。每当有人邀请沙马马海去“作毕”的时候,他也会跟着去学习观摩。

  那些意义深奥的经书陪伴他度过了一个青葱少年最宝贵的时光,“学习、接触深了,不再认为这些是没有用的老东西,一点都不后悔去老熊顶,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虽然儿时没有机会接受更多教育,拜师学习的日子却为沙马里姑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5年后,除了大型的红白喜事仪式外,“毕摩”应当具备的本领他基本都学会了。再回到彝海老家不久后,沙马马海便离开了人世。“我难过极了,他一走,带走了好多还没来得及教我的知识。”沙马里姑说。

  千百年来,大凉山的一代代“毕摩”沿袭着“口口相传”的传统,所有的知识都只在师傅和徒弟之间口头传承。除了经书,老“毕摩”在生前写下的东西会在他去世时一起被烧掉,“和他一起回到祖先的地方”。

  “爷爷、父亲、师傅,当了一辈子‘毕摩’,传到我这里,我也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沙马里姑下定了决心,不能辜负家族血脉赋予的这份神圣职责。

  “一天当了‘毕摩’,一辈子都要当‘毕摩’。”他说。

  坚守家园

  沙马里姑居住在彝海村一组,家里的房子是十多年前盖的,家里陈设简单,是凉山农村再普通不过的家庭。

  自上世纪90年初以来,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山村。“当我跟着师傅学习的时候,出门‘作毕’,基本都是些婚丧嫁娶占卜打卦的仪式。后来出去的人越来越多,请我去祈福的多了起来。”他说。

  近几年,彝海村出了好几个大专生,这些人家也会请沙马里姑去“作毕”。

  在过去,作为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毕摩”通过收取“毕筹”,往往家庭富裕。然而,如今的沙马里姑的家境在村里只能算中下水准。

  近些年,找沙马里姑“作毕”的人越来越少了。事实上,彝海村历史上有5个毕摩家族,如今还在从事这一职业的只有两名。

  不光在彝海,整个大凉山的“毕摩”都面临着现代生活的冲击。“人口的迁移使得一些‘毕摩’在乡村里渐渐失去了‘生意’,不得不以寻求新的途径维持生计。”王昌富说。

  在美姑、昭觉等地,一些“毕摩”甚至到医院门口摆摊。

  可是沙马里姑不愿出去摆摊,他说,“毕摩”一定要守着自己的家园。

  最近几年,彝海村的一些村民跟着工头远赴青海格尔木摘枸杞,两个月就能挣8000元。

  “眼看着别人家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了,我家里一直没有什么改善,心里也很羡慕他们。可我是‘毕摩’啊,如果我都去外地了,堡子上的老百姓要‘作毕’怎么办呢?”他说。

  在没有人请他“作毕”的日子里,他就安静地在家种地。

  沙马里姑家有6亩地,种着土豆和玉米。去年,地里的收入不到4000元。他和妻子偶尔会在家附近打些零工,补贴家用。

  老实、厚道、爱帮忙是村子里的居民对他的印象。村子里哪家要是起了什么纠纷,也会请他去调解。

  “‘毕摩’一定要有正义感。这一点,在我们家族是代代相传的。”沙马里姑说,即使他现在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也绝不能辱没了祖上的赤诚和侠义。

  “爷爷既是‘毕摩’,也是木匠,还是‘德古’。”沙马家的人并不时时将祖辈的光荣历史挂在嘴上,但一旦讲起来就滔滔不绝。

  “德古”是彝族社会的事务调停人,相当于如今的仲裁员或人民调解员。正是由于这个身份,1945年,沙马尔各在一次调解纠纷的过程中,因双方起了争斗,他被意外打死。

  “他到死都在等待红军回来。”82岁的苏久克的莫是沙马里姑的母亲、沙马尔各的儿媳,谈起往事,苍老的脸上跳跃着灵动的表情。从她蓝黑相间的百褶裙和红玛瑙串成的头饰上,依稀还能看到大凉山的往昔岁月,“彝海结盟后不久,听说红军在大渡河畔被刘文辉的部队围困,沙马尔各曾专门去寻找过红军,最终无功而返。”

  爷爷是全家的骄傲,父亲也是。

  沙马里姑的父亲沙马嘎嘎也是一位“毕摩”,他生前还是彝海村一个组的组长,平日里要为乡亲们的许多琐事奔忙。

  1969年,彝海村遭遇雹灾,庄稼颗粒无收。沙马嘎嘎在为乡亲们驮粮食的路上被马一脚踢中肚子,不治身亡,留下4个儿女和怀着4个月身孕的妻子。

  “过去几十年,家里经历了太多苦难,但我们坚韧得就像山上的野草,再大的风都吹不死,再大的雪也冻不死。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精神。”沙马里姑说。

  “父亲死后,妈妈和大姐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为了把粮食省下来给我们,妈妈常常靠喝白菜汤填肚子,干活时常常晕倒。”沙马里姑的记忆中,小时候天天盼着能吃一口白米饭。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是靠土豆、四季豆、野菜、野果和玉米糊度日。“四季豆上撕下的筋都舍不得扔掉,要切碎了煮着吃。”

  “现在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年轻人觉得‘毕摩’是封建迷信,但是还是有老百姓信,只要还有人需要我,我就不会离开。”沙马里姑说。

  “毕摩”世家的彷徨

  如今,除了嫁到外乡的大姐,沙马家的男丁都居住在彝海。虽然是毕摩世家,但全家至今没有定下一位“接班人”。

  大哥沙马克姑在彝海小学当了20多年炊事员。

  二哥沙马依姑是彝海纪念馆的管理员,30多年来,一直守护着彝海结盟圣地。

  四弟沙马薯姑,是彝海村一组的小组长。按照传统,由他照顾母亲苏久克的莫。

  兄弟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遗憾——没能坚持把书念完。

  “家里5个孩子,只有二哥读到了初中。每个人都很想念书,但是家里实在是供不起。我那时是班里的第一名,辍学时哭得很伤心……”沙马里姑说。

  虽然当“毕摩”挣不了什么钱,但这些年,沙马里姑硬是靠夫妻俩在附近打零工和举债,供出了3个大学生。儿子学医,两个女儿分别学习初等师范教育和会计。

  “下一辈一定要懂文化,我们就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现在已经过气了。”沙马里姑说。

  记者去采访的当天,沙马薯姑的三女儿正参加高考。沙马里姑有点坐立不安。“娃娃紧张,我也紧张。”

  “考试前为孩子‘作毕’了吗?”记者问他。

  “没有,高考还是看平时功夫。这次如果考不上本科,就要复读。”沙马里姑说。

  沙马里姑说,这些年,他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能依靠“作毕”解决的问题。“人要相信科学,但是传统也不该丢。”

  不久前,他患上了面部三叉神经痛,为此也专门请过其他的“毕摩”来“作毕”,可惜并不管用。最终,他跑了3次成都的医院,亲戚们一起凑钱,做了伽马刀手术。

  将来谁继承“毕摩”事业?沙马四兄弟商量了多年都没有结果。如今他们的孩子再加上孙辈,一共有10个男丁。可是这些男孩们都对当“毕摩”不感兴趣。虽然都多少认识一些彝文,但没有一个能达到沙马里姑的水平。

  “年轻人不愿意学‘毕摩’,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职业要从儿童时代就耳濡目染。如今,绝大多数的群众和‘毕摩’家庭早就发现了孩子上学的重要性,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毕摩’按照古老方式传承的空间越来越小。加之过去很长时间中,人们习惯性地把‘毕摩’文化简单归结于封建迷信,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它产生了抵触。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社会与外界交流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着外面的生活,宁愿打工也不想去学‘毕摩’。”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何刚说。

  “将来,家族里的孩子们如果能上大学,就让他们走,上不了大学、找不到正经的工作,一定得有一个来学‘毕摩’。如果他们都有出息,实在没有人愿意学,至少要把先人的老古董保存好、传下去。”沙马里姑说。

  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毕摩”文化博大精深,应该由最优秀的后代继承。另一方面,面对世俗的生活,他越来越感觉到这一古老职业的式微。

  这些年,为了供孩子读书,沙马里姑借了2万多元外债。他盼望着,孩子们大学毕业后,能成为县城里“拿工资”的人,不再过这种窘迫的日子。

  “‘毕摩’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如果连保证基本生活的尊严都得不到保证,又将如何传承?”王昌富感叹。

  作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彝族青年,出生在冕宁农村的李雪峰觉得,“毕摩”文化的传承,不能单纯依靠民间,还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抢救性保护。

  “‘毕摩’文化的老传统是口口相传,知晓这些珍贵内容只有他的子孙。一旦失去传承人,‘毕摩’文化就会断代。”他说,“如果要抢救它,一些诸如‘传男不传女’、不传‘毕摩’家族之外的人等老规矩就须要突破。”

  李雪峰仍记得小时候那些活跃在村里的“毕摩”。“他们懂古彝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会观星象。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能够保存与‘毕摩’息息相关。千百年来,他们对星象、气候的变化规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推算的结果能与科学结论一一印证。在过去,‘毕摩’还类似于史官,一切大事都是通过他们来记载。”他说。

  一些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学者也指出,当下人们还应转变思想观念,对“毕摩”的认识,应该更多地看到其文化的价值。“你看,隔壁的东巴文化就在为丽江的老百姓谋福,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变。”王昌富说。

  如今的彝海村家家通电,组组通路。过去10年中,村里的人均收入从700元提高到3750元。

  过去两年,全村完成了98户贫困户的脱贫工作,今年最后13户要全部脱贫。“现在的村里就是最穷的人都比过去的黑彝贵族过得好。”沙马里姑的母亲说。

  去年年底,解放军战略资源部队启动了对彝海村的定点帮扶,计划未来5年中每年投入200万元,把彝海村打造成一个集红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特色村,让全村老百姓吃上旅游饭。

  面对日新月异的家乡,沙马里姑常常憧憬着游人纷至沓来的景象。他这辈子最远只去过成都,但他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能来到村里。“作为爷爷的孙子,我想跟他们讲讲彝海结盟和‘毕摩’的故事。”

  沙马里姑并不奢求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被重视和保护的对象。他说,“毕摩”的职责就是坚守传统、守望乡土、服务乡邻。“几千年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望着远方,眼里印着雅西高速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记者 吴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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