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语录
好的东西就要制度化。如果制度化了那么即便领导班子换届也没有关系,否则就会人亡政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光是理论问题还是重要的实践问题,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不要怕犯错误
他们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来之不易的共识看得很重,很珍惜,而这样一个共识要在地方上落实,只能靠地方党委和政府自己去摸索
昨日,凤凰卫视《景行长安街》节目播出了对知名学者易中天的专访,易中天在接受专访时对其新作《成都方式》及其所提到的关于成都市探索统筹城乡,科学发展的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下是《景行长安街》主持人曹景行(以下简称曹)与易中天(以下简称易)的对话摘要:
成都方式与十七大精神
成都市做的这三件事情,正对应了十七大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几十年,我们的实践可以确定无疑的一条,我认为就是十七大期间反复提到的八个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注意了一下,十七大关于胡锦涛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的决议里面,19次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修改党章的决议里面,16次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十七大最关键的关键词,也是今后我们改革、开放、发展、建设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当然也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我认为就是“中国道路”。
曹:您出的这本书,叫《成都方式》,谈的是2005年时,地方(党委、政府)进行的探索,也可以说是探索中国道路……
易:不是,它是探索走中国道路的方式。十七大文件提到一个执政问题,在通常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述后面,有这样十二个字: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都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已经在摸索走中国道路方式了,怎么走的问题,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曹:国务院已经批准成都和重庆成为这样的统筹试点区。
易:叫做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示的提法包括了两个内容:统筹城乡和综合配套改革。它不能就城乡而城乡,就“三农”而“三农”,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统筹城乡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城乡,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我的理解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为什么发展,就是为谁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就是为人民的幸福,人民应该包括8亿农民,如果在发展中把他们给扔下了,这个发展是不科学的;如果只是把城市建设成灯红酒绿、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而忽略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以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这样的发展是不科学的。成都抓住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点,把城乡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来发展,就像一个人手脚相连,是联动发展的。所以这个是对应着一个科学执政的观念。
第二,就是基层民主建设。包括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四个内容,它就对应着民主执政。
第三,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我们提服务型政府挺多,成都的区别还在于提出规范化,之所以提这样一个概念呢,首先我们知道政府它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样服务好,必须进行规范,比方说规定,假如我来办一个营业执照,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它是有规定的,七天办完,即七个工作日,如果没有在七个工作日办完,你可以进行投诉。而且要求群众去办证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出示所有证件,告知我应该怎样填表,怎样申请,如果没有告知也是犯规的。这就是把政府切切实实地放在了服务的位置上。
成都做的这三件事情,正对应了十七大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要把好的东西制度化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他们(成都)这套做法有共识。能够逐步在各地党委和政府都形成制度
曹:当时您在成都呆了两个月,做了比较广泛的采访和了解,您直接的感受是什么,这三个执政所带来的变化和直接的效果是什么?
易:它直接的效果,我是从人民群众当中了解的。它实行了城乡一体化之后,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魔障,农民开始感觉城市是自己的;它实行了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这样选出来的书记,大家说这书记是自己的;第三,市民也好企业也好,他们到政府的政务大厅去办事,那里首先有导办员笑脸相迎,领你进去,然后告诉你该怎么办,程序不会错,而且你把东西交了以后,就不用你操心了,剩下的都是政府官员在为你操作,最后你收到的就是成品了。这样老百姓和企业都非常高兴,说政府是自己的。
曹:这样三个都变成“我们的”了: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也是我们的了。这是从群众眼中看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当时刚刚开始试点时的情况,还是可以持续并且长期做下去的?
易: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所做的这一套好的东西制度化。如果制度化了,大家已经形成共识,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行,那么即便领导班子换届也没有关系。如果这点没有确定下来,就会人亡政息,这也是我写《成都方式》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他们这套做法有共识。能够逐步在各地党委和政府都形成制度。
希望国家繁荣昌盛
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关心中国的方式
曹:你怎么想到去成都做这两个月的谈话和调查?
易:其实本来是没想到的。完全是偶然的机会到了成都,听一些朋友聊起这个问题。当然,坦白地说,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我这个人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情结,所谓“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这两个月我的收获也很大,觉得在找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的同时,我也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关心中国的方式,这个方式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类学讲的“田野调查”。这种方法,走出了书斋,所以我在书中引用了辛弃疾的一句词“春在溪头荠菜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光是理论问题还是更重要的实践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我们得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不要怕犯错误。
采访感受
我觉得成都官员很有想法
曹:刚才我问到,为什么在成都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有这样一些官员,他们有动机和想法来尝试这些看来不太容易做的事情。
易:这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所在。其实这本书最后写出来,在我是一种副产品。我当时感兴趣的就是刚才曹先生提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成都的官员会想到要自己来探索这样一套东西,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做在当时是有一定冒险性的。所以我这本书就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去访问群众,比如说访问农民、访问企业家,一个是因为这些访问对象人数众多,不太可能完成,第二个我也是想弄清他们的动机,所以书的前三章基本上都是对成都的官员,包括对市委书记、市长的访谈,而且我把市委书记放在最后,我先从基层干部问起,而且我跟他们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他们都很配合,只有一个条件,“用四川话行不行?”这样,我觉得他们的想法至少是真实的。我总结下来有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们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来之不易的共识看得很重,很珍惜,而这样一个共识要在地方上落实,只能靠地方党委和政府自己去摸索;第二点就是,这次十七大会议提出“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我在当地就感受到一种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们的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个说法就是“在不在状态”,他非常强调这一点,而且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要把工作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事业来追求”,要求自己的干部都保持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不是上级交给一个问题就只知道刻板照做,而要琢磨、要想问题,比如说他们的“五朵金花”,就是因地制宜,把农村变成了开放式的公园,它完全是靠琢磨出来的。这就是说,地方党委也好政府也好,必须“要在状态”,也就是说,你要主动,你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你要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去琢磨,这样就保持了一个很旺盛的状态。
曹:你也发现成都那边的官员特别喜欢思考问题。
易:对,跟他们谈话,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状态特别有意思,应该说十七大提出的“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你在成都是可以找到的。
据凤凰卫视节目《景行长安街》 整理 王斌 |